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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一分鐘的時光中  /蔣經國

讀了英國作家葛禮賓的一首詩《如果》以後,內心深受感動:月夜靜坐思維,似有所開悟,因師其意,寫成此篇,以為自我箴言。

一、當環繞在你四周的人們,失去了他們的理性,並違背了他們的良心;正將各種罪名加到你的頭上來的時候,必須格外地保持著你的頭腦的冷靜和清醒。

二、如果有許多人,都在懷疑你,就讓他們去懷疑吧;同時,更要相信你自己。

三、不可因為來不及等待而感到不耐煩,亦不可因為受了別人的污衊而激憤;如果困惱的心已到了崩潰的邊緣,你還是耐心地去等待。

四、萬一被人無緣無故的妒忌,切莫因此而畏卻;更要小心翼翼地埋頭工作,勿使鋒芒外露。

五、假如你有一種理想,切不可將夢境當作現實來看;當你正在沉思些什麼,也不可存非分之念。

六、即使你所信仰的真理,被彎曲,成了哄騙他人的陷阱;也得平心靜氣地保守著你的信仰。

七、一旦眼見你的成就將要被摧毀,你還是要振作精神,拾起你鋒銳的利器;在痛苦中重建新的根基。

八、不論是成功,不論是失敗;成功與失敗,都要加以冷靜的看待。

九、當你與俗人相處的時候,不可與人同流合污;當你同顯要者在一起的時候,不可失掉你的平民的本色。

十、倘若你在每一分鐘的時光中,都能夠為人盡了最大的力量,你自然會受到別人的信任;再也不再擔心敵人的侵襲。

 

              1963年11月2


註:《在每一分鐘的時光中》,是蔣介石之子蔣經國先生寫於1963年的散文詩。內容為其讀英國作家葛禮賓的一首詩後,所引發的對人生處世的感悟。這是一個可以更加深入理解蔣經國先生愛好和性格的絕好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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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經國生平


蔣經國(1910年4月27日-1988年1月13日),字建豐,譜名經國,又名尼古拉(俄名),浙江奉化人。蔣經國是蔣中正的長子,曾任中華民國第六、第七任總統(1978年—1988年),中國國民黨首任中央委員會主席,中華民國行政院院長、國防部部長、國防部總政治作戰部主任、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就業輔導委員會 (退輔會)主任委員及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首任主任等職。
蔣經國為蔣中正原配妻子毛福梅所生。蔣經國1910年出生於浙江奉化;1922年到上海讀書;蔣經國15歲時,也就是1925年積極參加五卅運動,後受吳稚暉啟發,同年10月前往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同學中有比他大六歲的鄧小平,烏蘭夫是跟他當年曾坐於同一椅的同學。 蔣經國1927年以優異的成績提前畢業於莫斯科中山大學。其間正式加入蘇聯共產黨。國共關係惡化後,遭史達林扣留下來當人質。由於涉及史達林與托洛斯基的黨內鬥爭,曾被下放至西伯利亞,其間與白俄羅斯姑娘芬娜(後改名蔣方良)結婚。
1937年3月25日離開莫斯科攜妻帶子回國。1938年加入中國國民黨。1939年任江西省第四區(贛南地區)行政督察專員兼區保安司令,政績卓越,有稱其為「蔣青天」者。1944年任三民主義青年團組訓處處長、青年軍編練總監部政治部中將主任。1948年金圓券改革,蔣經國至上海進行經濟管制,與孔宋集團發生正面衝突,工作受阻。
1949年蔣經國奉蔣中正之命進行中央銀行外匯黃金移存台灣事宜。國民政府遷台後蔣經國於1950年擔任總政戰部主任,負責政工改制工作。旋兼任總統府資料室主任(國家安全局的前身),正式統籌臺灣的情治工作。同年7月擔任中國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進入黨內決策核心。1952年主導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現名『中國青年救國團』)成立,增加其在教育機構與青年學生的影響力。1954年擔任國防會議副祕書長。此後蔣經國歷任要職,包括行政院退除役官兵就業輔導委員會主任委員(1956年)、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1957年)、國防部副部長(1964年)、國防部長(1965年1月3日)、行政院副院長兼財經委員會主委(1969年6月)、行政院長(1972年5月29日)等職。
蔣經國曾在1966年訪韓、1967年訪日。1970年第四度訪美時在紐約遭到台獨極端份子黃文雄、鄭自才企圖刺殺未果。
1972年,出任中華民國行政院院長,1975年,繼蔣中正後任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主席兼中央常務委員會主席。1978年經由第一屆國民大會選舉,當選為中華民國第六任總統。
由於1978年美國宣佈將與中華民國斷交,以致1979年發生美麗島事件,國內外政治局勢出現重大變化。而後為了因應國際情勢的演變,及解決國內政治改革的需求,在蔣經國執政晚年逐步開始自由化的改革,先是未強力鎮壓民主進步黨突破黨禁宣佈組黨。
1981年,因應解放軍空軍實力增強,與國軍戰機性能不足以保衛台灣製空權,遂推動中華民國建軍史上最大的自製武器開發案,發起台灣自製新一代超音速戰機「鷹揚計劃」。
1984年連續當選為中華民國第七任總統。
1984年10月15日上午九點,台灣情報機構涉及派遣幫派人士到美國本土刺殺寫了《蔣經國傳》的作家江南,相關的人證無法直接證明蔣孝武是背後主謀者。而此案引起美國方面的極大不滿。11月12日,他下令執行「一清專案」掃黑行動,將其中2個幫派人士抓獲。1985年1月10日,他又下令逮捕涉嫌此案的軍事情報局長汪希苓­、副局長胡儀敏、第三處副處長陳虎門,要求徹查此案。7月1日,蔣經國下令取消「國防部情報局」,將該局業­務與參謀本部特種軍情室合併,另組「軍事情報局」,由參謀總長負­責指揮。該局局長由原八軍團司令盧光義擔任。此後一直到過世,蔣經國在情­治首長出缺時,寧以軍事將領接任而不提拔情治系統人士。
1985年8月16日,蔣經國透過有影響力的國際媒體美國《時代雜誌》專訪,表示自己已是台灣人,中華民國國家元首依憲法選舉產生,中華民國總統的職位不再由蔣家人繼任。
1987年宣佈解嚴、開放民眾赴大陸探親,1988年開放報禁。
1988年病逝於台北榮民總醫院。職務在司法院長林洋港監誓下,由副總統李登輝依憲宣誓繼任。

蔣經國主政臺灣時期,臺灣經濟發展迅速,人均國內生產總值超過六千美元,並使臺灣成為「亞洲四小龍」之一。
民國63年(1974年),當時行政院長蔣經國為台灣前景提出新的發展方向,行政院祕書長費驊邀請美國無線電公司(RCA)研究室主任潘文淵(費驊在交通大學的同學)及電信總局局長方賢齊(同是交大校友)在台北市懷寧街的豆漿店商討台灣產業發展的新方向:電子。

蔣中正逝世後,台灣社會由追求經濟的富裕,轉向追求政治的民主。這段期間發生的中壢事件(1977年)及美麗島事件(1979年),反映此股趨勢的隱隱胎動。根據相關文獻的記載,面對來自海峽對岸、國際局勢和島內本土化潮流的壓力,蔣經國很早就意識到,只有持續發展經濟、落實政治民主,建立更開放的社會,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才得以繼續維持。民國七十年代(1980年代),蔣經國加速民主改革的年代,從解除戒嚴、開放黨禁及報禁、開放民眾赴大陸探親及直到國會改革。

蔣經國開始思考解嚴以及國會改革問題萌芽較早,據稱曾交待時任駐美代表的錢復研究「戒嚴」(martial law)的意義,以及國際社會對台灣長期戒嚴的觀感。1986年10月7日下午,蔣經國在總統府接見美國《華盛頓郵報》發行人葛蘭姆(Mrs. Katherine Graham),正式告知對方「中華民國將解除戒嚴、開放組黨」,臺灣的民主改革踏出了歷史性的一步。此後,《動員戡亂時期國家安全法》、《動員戡亂時期集會遊行法》與《動員戡亂時期人民團體法》的草擬工作,曾遭遇黨內質疑大幅度開放自由權利是否合宜的聲浪。蔣經國之回應是,「解嚴後當然應該更寬,不能更嚴,否則就是換湯不換藥。」國民黨必須持續改革的基調因此確定。

1987年7月15日,《國家安全法》開始施行,同日中華民國正式解除在台灣實施了三十八年的戒嚴(金門與馬祖則在1992年11月解除戰地政務)。蔣經國「法統在法不在人」的決定,確定了台灣朝向民主改革不可逆轉的方向。隨後又解除實施了三十多年的報禁。

由於蔣經國開明的形象、加上執政時期正逢台灣快速的經濟發展、同時台灣社會秩序良好、專業人士不受制肘、最後放手台灣民主化、開放大陸探親等關係,配合上當時隱惡揚善的媒體環境,使他獲得人民很高的認同,台灣歷次調查顯示,蔣經國均為台灣人民最懷念及肯定的總統。而由於其所展現的親民風格,獲得相當正面的評價,部分政壇人物,如宋楚瑜、馬英九皆標舉蔣經國為從政典範,努力要營造類似的形象。
蔣經國於1972年起推行的青年裝,曾長期為台灣公務人員的形象裝扮,而其簡單的夾克穿著,也常被當作政治人物下鄉的形象。

正面評價
推動許多建設及政策,譬如十大建設。 
創設中國青年救國團,灌輸青年愛國觀念,給予青年戶外活動參與社交的空間,培養團隊精神與接觸大自然的機會,推動團康舒解苦悶 
開放大陸探親,打破兩岸中斷近40年的隔閡,促進改善兩岸關係。 
解除戒嚴令,開放報禁、黨禁,並替未來政治全面民主化鋪路。 
大量啟用台灣本省籍官員(如林洋港、謝東閔、邱創煥、李登輝)等,使國民黨逐漸本土化。 
任用大批專業技術及財經官僚主政(如李國鼎、孫運璿、俞國華等人) 
讓台灣取得令人矚目的經濟成長,讓台灣贏得亞洲四小龍之首的美譽。。 
關心基層民眾的生活,並實際走訪台灣各鄉鎮以瞭解地方實際需要,勤政愛民,成為台灣走透透的始祖。其親自下鄉走訪與親民的活動,以拉近與人民的距離,據知每年超過200次,勤勞程度難有人出其右。同時也極注重偏鄉建設,落實水電及基礎醫療衛生建設,減少城鄉差距,也改善偏鄉地區人民的生活。 
擔任行政院長任內,為了改革台灣人鋪張餐飲的陋習,因此在電視上的政令宣導時告知大眾:台灣人每年可以吃掉一條高速公路(指餐飲開銷的費用可挪來建設一條高速公路),同時提倡「梅花餐」〈指每餐五菜一湯,五菜指梅花的五片花瓣,湯則位在花蕊位置,使餐飲闊奢風氣得以收斂〉。 
在推行十大建設之前先推行針對政府行政方面的十項革新,使行政執行更為簡廉有效,進而讓十大建設施行時更加紮實,此外也向人民頒布「政治與社會革新」的八項要點,也有人將此兩次的革新頒布共稱為十八項革新。 
推動台灣的航太科技:譬如研發AT-3自強號高級教練/輕攻擊機、經國號戰機。 

負面評價
下列所述的負面評價在不同人物的立場及當時的時代背景上有其差異存在,故不能以一貫之,且認知上也有分歧產生。 
太晚開放大陸探親,造成許多外省人太晚甚至無法見到父母和親人的兩岸歷史人倫悲劇。 
總統任內未能大刀闊斧和開創歷史新頁與中國大陸官方領導人進行和平談判和交流機會,於是台灣錯失了許多良機和兩岸發展對策。 

軼聞
蔣經國當年在上海改革金圓券後來遇上阻力。蔣經國查封的其中一家公司為孔祥熙之子孔令侃所有。蔣經國因宋美齡的壓力而被迫放人,蔣本人亦因此事而辭職求去。因此在台灣,蔣經國時代來臨之後,蔣家後期的家族內鬥便從蔣經國和宋美齡的心結開始,對於孔家的成員表明一律拒絕往來,更不准孔家在官場上,牽涉所有官職與政治活動,直到蔣經國過世為止才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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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人眼裡的蔣經國


南方朔 台灣知名政論家


到今年1月13日,他已逝世滿21週年了。猶憶蔣經國活著時的最後歲月,那時台灣民主運動勃興,他這個當權者自然成了廉價的最大箭靶。也被說得一文不值!他的政治是威權政治,他是壓制民主和白色恐怖的元兇,他是外來政權的代表,他的治理靠的是特務統治。但所有這些不堪的負面評價,而今又何在?


在他逝世的21年裡,台灣領導人已三度更替,但無論李登輝、陳水扁、馬英九,有哪一個可堪與蔣經國想比擬的?於是,蔣經國自己無言,但歷史及後來的人有言,在所有的民意調查裡,蔣經國都是遙遙領先他人的最優領導人。這不是台灣人對威權時代有鄉愁,而是在經過20多年的歷史淘洗,人們終於驚悟到蔣經國當然不完美,但卻是相對最好的領導人。


在他最後的20年裡,蔣經國身體力行,把親切、平凡、不做作、以民為本的樸素政治風格完全體現。他和蔣介石完全不同,老蔣多少都還有一些宮廷封建的身段,而左翼出身的他,卻完全不同。他沒有幾套西裝,住家極其樸素,他經常下鄉,可以隨便在小攤飲食。今天台灣的政商圈都講究排場,他完全沒有這一套,更別說什麼打小白球,家人有喜事就像王子公主一樣搞奢華了。平民化的這種特性,乃是異數,李登輝、陳水扁、馬英九等沒有一個人學得會,因而那是人格的一部分,它是自然流露,不可能為倣傚。


李敖 台灣著名作家、政論家


今年4月1日(編者註:李敖此文寫於1990年8月1號,節選自《李敖新文集》第一卷,時代文藝出版社1999年第一版),馬英九在所謂「蔣經國先生的思想行誼與事功學術討論會」上發表了一篇所謂「學術論文」,標題是《蔣經國先生與復興基地建設》,裡面說了許多與「學術」無關的肉麻話外,還寫了許多根本不實的馬屁「論文」。


例如馬英九奉承蔣經國,說蔣促進「文化建設的推動」。其實三四十年來,扼殺開明進步人士「言論、講學、著作及出版之自由」(憲法第十一條)的,不是別人,正是蔣經國。


例如馬英九奉承蔣經國,說蔣「晚年」推動「重大政治改革,如解除戒嚴、開放組黨、開放大陸探親等措施,更為台灣地區的政治發展,奠定了歷史性的里程碑」。其實蔣經國在「青年」、「壯年」、「中年」的幾十年時間裡干的是什麼?豈不正是在大力厲行戒嚴四十年嗎?豈不正是在箝制組黨——扼殺「人民有集會及結社之自主」(憲法第十四條)嗎?豈不正是在禁止大陸探親——扼殺「人民有居住及遷徙之自由」(憲法第十條)嗎?


諸如此類扼殺憲法上人民權利義務的,始作俑者,固是蔣經國的老子,但是真正執行人,卻是蔣經國自己。蔣經國在台四十年,他有四十年的機會,又有三十年的機會,又有二十年的機會,又有老子死後二十年的機會,他都毫不把握,最後,在四十年的強人統治之後,在死前幾個月裡,在衰病侵尋中,在美國人一再壓力下,只不過虛晃幾著,搞一點開放黨禁、報禁、探親的噱頭,一點換湯不換藥的解嚴戲,就備受馬屁之頌了,這叫什麼比例!又叫什麼公道!


有人說:「看人只看後半截。」蔣經國既然宣佈開放這個,解除那個,我們就該與人為善,稱讚稱讚。可是我認為,稱讚任何人都可以,但不能背離事實與真相,蔣經國辣手摧花四十年,最後死前幾個月才來了一點憐香惜玉的噱頭,我們豈可輕予認定?風騷四十年後才宣佈(注意:只是宣佈而已)老娘洗手不幹了,這種最後幾個月的「從良」,為時也未免太短一點了吧?


胡忠信 台灣知名電視評論員、倒扁四人組成員


蔣經國已死了21年,但從各種民調顯示,蔣經國仍高居政治人物聲望的第一名,這位集中國宮廷、俄羅斯共產主義、美國民主價值、台灣本土經驗四種文化於一身的謎樣人物,正如金字塔旁的人面獅身像,永遠是一個難解之謎。


蔣經國有中國宮廷的城府計謀,有俄國式的冷酷與豪邁,又有向美國民主認同的學習精神,他的理想在台灣落實,使台灣走向政治民主、市場經濟與公民社會。過世前一年蔣經國自許:「我也是台灣人。」如果沒有蔣經國提拔李登輝,是否有後續的民主化與台獨浪潮,這些「後設歷史學」(what if)的假設,就留待歷史學者去論辯吧。


蔣經國有一句名言:「今日不做,何時做?今日不做,明日就後悔。」以蔣經國傳人自居的馬英九,最需要「反思」的地方不正是蔣經國的意志、勇氣與決心?「經國周」很快就過去,紀念活動以後,馬英九必須面對的挑戰與困境,正是領導力、執行力、公信力,這才是避免「神格化」蔣經國,實事求是、往前邁進的精神所在。


馬英九 台灣地區現任領導人、曾擔任蔣經國英文秘書


從追憶經國先生到思考台灣未來,區分了兩個時代的傳承、演變、差異以及政策基礎所做的思辨。英九追隨經國先生6年的時間中,看見他為政的內斂、沉穩與自省,深刻體會到高瞻遠矚、慎謀能斷、有所為、有所不為的意義。


經國先生生前說過許多話,但關鍵並不在於那些話的字面意思,更不在於誰跟他最近、聽到最多以及「最得到真傳」。重要的是我們如何看待那個時代成功的因素,並在分析過去與現在的異同中,取得再進步的力量。經國先生是人,不是神,我們不必把他神化。我們紀念他,是懷念那一個滿懷希望的時代,那個時代畢竟已經遠去,但是時代的精神卻長存。後繼者應有傚法他的雄心,台灣才能更上一層樓。


我們可以說經國先生是一位威權時代的開明領袖,他一方面振興經濟、厚植國力,一方面親手啟動終結威權時代的政治工程。我們崇敬他,就因為他能突破家世、出身、教育、歷練乃至意識形態的侷限,務實對應變局,進而開創新局,在這個意義上,他的身影,不僅不曾褪色,反而歷久彌新。


傅國湧 大陸學者


蔣經國從默認民進黨到解除「戒嚴」,開放報禁、黨禁,並不完全是被動的、無奈的抉擇,更不是一時心血來潮的想法,而是經過了相當時間的醞釀。蔣經國之所以走到這一步,有國際的背景特別是美國的影響,有島內民間反對運動持續不斷的抗爭,民意不可違,還有種種錯綜複雜的客觀因素,但有一點不能否認,那就是他個人主觀上的誠意和努力,他的胸懷、眼光和氣度,他身上強烈的歷史使命感和責任感,所給予他的重新創造歷史的勇氣。


疾病纏身的他知道自己來日無多,他要向歷史作出交代,給島上留下一個和平轉型的空間。這是他的睿智,也是他的務實,他在生命最後時光的大手筆,成就了一個政治家的美名,成全了那塊飽經患難的土地。有的時候,特別是關鍵時刻,一個處於關鍵位置的政治人物,他的取向、選擇往往能決定歷史的走向。


李鐘琴 作家


蔣經國的不同凡響之處,在於他敢想敢做,有承擔歷史責任的勇氣,更有定國安民的能力。


蔣經國「辣手摧花四十年」固然應該譴責,但他晚年「憐香惜玉」,並由此帶來百花齊放、春色滿園,當然應該予以認定。佛家所謂「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者,其經國先生之謂乎?


蔡英文 民進黨現任主席


蔣經國是歷史人物,外界的評價有正面、有負面,國民黨要紀念蔣經國先生,沒什麼意見,但如果拿蔣經國來做政治消費,甚至有人說是造神運動,則是很不應該的事,這是消費歷史人物,也是浪費社會的整體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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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經國百年誕辰

身在大陸的人對蔣經國的瞭解遠少於對蔣介石的瞭解(這裡的瞭解未必符合真實情況),依我看,蔣經國在中國歷史上的意義可能比他的父親還要重大,簡言之,他是第一位讓華人世界實現民主憲政的偉大政治家。下面是《南方人物週刊》對蔣經國生平的深度報導長文,非常值得一讀,尤其是對台灣缺乏必要瞭解的朋友,不要以為台灣民主看上去很嘈雜很混亂,就喪失了基本的判斷力。你是喜歡「被管」(成龍大哥貢獻)呢,還是喜歡自己做主選出自己中意的公僕(不是口頭上)為你服務?舉手一致通過當然是不吵的、和諧的……

蔣經國去世21年多了,這位前台灣地區領導人的大名,從來不曾像最近這樣被島內人士頻繁提起。蔣經國故去的這段歲月,台灣歷任政治領導人,從不曾像 馬英九以如此慎重的儀式紀念他。去年大選之後,就如同早年國民黨同志到北京香山碧雲寺祭告孫中山英靈的況味,旗開得勝的馬英九到桃園頭寮蔣經國靈寢,以勝 選重新贏回執政權,告慰蔣經國在天之靈。迄至近日,馬英九高調紀念蔣經國,台灣的時空,似乎又回到1988年春天,蔣剛辭世時那段「痛失中流砥柱」的「後 蔣經國時代」。

在人們心目中,依舊有若干關於蔣經國的未解之謎。可能有更多人不解,縱使島內藍綠對抗如此兩極化,蔣經國為何總是民意調查中排名第一的領袖人物?他何以能備受台灣民眾肯定?他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回到歷史的軌道上,透過當代人物的回憶,以及蔣經國自己的回憶,我們來回看存活在歷史空間裡的蔣經國,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蔣經國。

 

(一)青少年與留蘇時期

什麼樣的客觀環境,鍛造了一個像蔣經國這樣的政治領袖人物?20世紀許多中國政治名人,似乎都經歷了「意識形態塑造」、「政治生活淬煉」、「權力之爭奪與鞏固」幾個過程,蔣經國亦不例外。而蘇聯時期的「意識形態塑造」,更是蔣經國整個政治生命歷程中,最重要的部分。

懾於父威的壓抑童年

經國可教,緯國可愛——這是蔣介石給兩個兒子的八字概括。然而,蔣介石這位嚴父在兒子面前形諸於外的,卻是一種冷峻得無以復加的威嚴。1922 年春天,蔣介石的第三任妻子陳潔如,初見這位面形方厚、額高嘴大的農村孩童,心思細膩的陳潔如驚覺,經國被父親高亢的吼叫聲,嚇得全身顫慄。陳潔如問他 話,這個11歲的男孩,只知羞赧地搖頭。陳潔如拉著經國的小手,叫他坐在椅子上,她發現經國全身始終抖個不停。

然而,當經國的弟弟緯國第一次出現在陳潔如面前時,蔣介石卻放下了慣有的威嚴,臉上出現了少見的笑容,他抱起緯國,一邊逗緯國玩,一邊要孩子喊陳潔如「姆媽」。

同樣的蔣介石,他卻以兩種截然不同的面貌,面對兩個兒子。人們可以解釋,緯國比經國小6歲,父親當然對老大嚴厲,而厚愛老二。或許是緯國自幼長 得乖巧,討人歡喜,讓蔣介石心生憐憫,厚此而薄彼。經國、緯國幼時都住過陳果夫(1892-1951)在上海法租界的家,陳果夫太太曾經告訴緯國,幼年時 代,緯國因為體弱多病,蔣介石、姚冶誠(1887-1966蔣介石之妾)老是在陳果夫家樓上的閣樓裡,整天抱著緯國,陳太太見狀十分不以為然,指責蔣介 石、姚冶誠,「你們到上海究竟是來革命的,還是來抱孩子的?成天就知道躲在閣樓上抱小孩(緯國)。」足證緯國幼時比兄長經國得到更多父愛。

或許正是蔣介石對經國的嚴謹教育,才讓這個平凡的農村孩童,終成治國之才。1921年5月23號,蔣介石在寫給蔣經國的信上說,「經兒知之:爾《說文提要》讀完否?記得否?如已讀完記得,可請爾先生依余正月間所開書單,順序讀去,勿求其過速。……」

蔣經國見過陳潔如之後半年,在上海念萬竹小學時,又接到父親的來信:「經兒知之:……你的楷字,仍不見佳,總須間日映寫一二百字,以求進步。你 校下學期既有英文課,你須用心學習;現在時世,不懂英文,正如啞子一樣,……你每星期有工夫時候,可到商務印書館去買些英文小說雜誌看看;亦可以增長知識 並為你弟訂兒童畫報,和兒童世界,各半年。……」

1922年10月13日的信上則訓示蔣經國:「……你的字還沒進步,每日早起,須要學草字一百個,楷書五十個,既要學像,又要學快。聞你讀過的孟子,多已忘記,為什麼這樣不當心呢?……」

嚮往革命的狂飆青少年

15歲那年(1925年),上海發生了五卅慘案,這場反對帝國主義運動的導火線,起因於日本資本家開槍擊斃工人顧正紅事件。蔣經國在一篇回憶文 章中,詳述就讀上海浦東中學時期,連續參與了四次反帝示威活動。蔣經國這時開始嶄露頭角,他被同學選為浦東中學示威隊伍的領隊,也當選抵制洋貨小組的領 隊。

這一年的暑假,蔣經國去廣東探訪父親,反帝運動正風起雲湧,愛國青年紛紛「奔向廣東」。蔣經國說,黃埔的革命精神使他「深受感動」,他頭一次看 到黃埔軍校牆頭張貼的巨幅標語:「聯俄」、「聯共」、「工農聯合」,他也看見許多俄國人在黃埔校園內,有人告訴蔣經國,全世界各國當中,俄國是中國唯一的 朋友,蘇聯的統治者不是皇帝也不是上帝,而是工農當家。他向父親提出參加國民革命軍的願望,但是,他的請求被擔任黃埔軍校校長的父親拒絕了。

蔣介石顯然希望蔣經國多讀幾年書。為使兒子死心,蔣介石索性把蔣經國送往北平,交給吳稚暉創辦的「海外補習學校」。蔣經國在北平讀了幾個月書, 經邵力子引介,熟識了李大釗,李氏又援引蔣經國認識了很多在北平的俄國人,他們勸蔣經國不妨去蘇聯留學。莫斯科的中山大學,為鼓勵中國青年前往就讀深造, 給予十分優惠的條件。

嚮往革命,是蔣經國對外的說法,但是,不容忽視的一個重要動機,是4年前,也就是父親與陳潔如結婚前夕,蔣介石與經國生母毛福梅的離婚。蔣經國 憂國憂時,自憐憐人,他既嚮往革命與急切愛國的激情,意欲逃脫父親嚴格管教的壓力,又急於遠離單親家庭(父母離婚)的破碎場面。最後,他選擇離開祖國,希 望到一個陌生的遙遠世界,尋求獨立自主的夢想。

與蔣經國一同搭乘貨輪前往蘇聯的青少年,一共有90餘人,這條貨輪先前曾經載運過豬隻牲口,船艙裡濃重的豬屎尿騷味,令人聞之慾嘔。船在上海黃 浦江等候出港,足足等了五六個小時,難忍船上臭氣和不習慣船上搖晃,蔣經國說,他差一點動了逃回家的心念,但見許多同伴留在船艙舖位上,不禁自問:既然大 家都能忍受,為什麼我不能?我身為黃埔校長之子,焉能半途開溜?

蔣經國很快融入團體生活,在航向蘇聯的貨輪上,開始溫習布哈林《共產主義ABC》、孫中山的《三民主義》等著作。1925年11月底的一個傍 晚,蔣經國和一群中國青年抵達莫斯科。一個月後,他加入了共青團。初到蘇聯,蔣經國開始下苦功學俄文,並努力研讀有關政治經濟學的書籍,還發表了兩篇有關 中國局勢的文章——《中國的展望》、《中國北伐一定成功》。

從國民黨員變成托洛茨基追隨者

日後有許多評論家在月旦蔣經國畢生思想時,均將蔣經國歸類為托洛茨基派,儘管歸國後,他極力迴避類似的說法,但他在留俄時期卻毫不掩飾他的托派色彩。

他就讀莫斯科中山大學時期的校長是拉迪克,拉氏也是教授蔣經國「中國史」的老師,時常在下課閒時與蔣經國私下討論。拉氏系托洛茨基派領導人物之一。

蔣經國當時自承:「碰巧我的觀點與托洛茨基的政治思想,不謀而合,於是許多人認為我是托洛茨基的同情者。事實上,他們的臆測是正確的。」蔣經國 和幾位中國同學秘密研讀托洛茨基學派的著作,「對於托洛茨基要『以革命的火炬燒掉舊世界』尤感興趣。後來我越來越熱衷托洛茨基學說,終至加入秘密學社。跟 隨我的同學日多,並開始視我為托派的領導者。」

鄧文儀(1905-1998,曾任蔣介石侍從秘書、「國防部新聞局長」、「內政部次長」)在回憶蘇聯留學經歷時,就把蔣經國、王新衡 (1908-1988,曾任職軍統、「立法委員」)等人留俄時的行徑,比喻為「和反對派相呼應,反對俄共中央派」。因為王新衡被共產國際中共代表王明(陳 紹禹)指控為「浙江同學會」領袖之一,中山大學接連舉行三天三夜的清黨大會,決議處分王新衡等人,王氏還因而被蘇聯特務機關監禁4個月。

對蔣經國,王明則指控是他組織了「浙江同學會」這一反革命團體,蔣介石則是「給予幕後資助的主使者」。王明查扣了兩封蔣經國寫給蔣介石的家書,建議蘇聯當局逮捕蔣經國。

與王新衡相較,蔣經國確實沾了蔣介石兒子的光,真正迫使蘇聯當局對蔣經國採取行動,是在1931年秋天,蘇聯當局把蔣經國從中山大學(當時改名 列寧大學)中國學生訪問團的助理團長的職位上,調派他離開莫斯科,被送到莫斯科近郊的謝可夫村。被調職的原因,是他在列寧大學的一次會議上,公開抨擊王 明。

此前,蘇聯當局數度駁回了蔣經國請求回國的申請,蘇聯當局採納了王明的意見,認為「讓蔣經國回國,他一定會成為蔣介石的得力助手,所以我們要把他留在蘇聯」。各種因素,他成為滯留蘇聯最久的中國留學生。

於今回顧蔣經國這段留俄歷程,似乎不得不讓人承認,14年留俄歲月,正是鍛造一個具有鋼鐵意志人物的絕佳環境。

蔣經國的得力股肱王升,在日後曾經微妙突顯經國先生這段「蘇武牧羊」式的艱苦歷程,並且把蔣氏的留俄故事,刻意作為新造神運動的絕佳素材。儘管王升講述的故事,旨在完成對蔣經國的「造神」,神格化蔣經國,但我們仍可從中感受到蔣經國那段艱危歲月茹苦含辛的真貌。

王升回憶,在一次偶然機緣裡,蔣經國脫口而出一句話:「歷史上,很少有像我這麼苦的人!」王升在向台軍發表演講時說,蔣經國一生中,不曉得吃過 多少苦,在俄國14年,他做過苦工,從做粗工開始,做翻砂工,用鐵鎚把鐵板鎚平。蔣經國耕過田,俄國實行集體農場,派他到謝可夫農村,在那裡,沒有床睡, 沒有飯吃,還好遇到了沙勿牙老太太,收容他到家裡住,給他面包、紅糖。蔣經國做過衛生管理員,專門負責掃廁所。斯大林把他充軍到西伯利亞,在烏拉爾地方做 礦工,工作強度大,但是卻吃不到足夠的面包,如果工作沒有做好,還會挨皮鞭。

王升講述,蔣經國在俄國身無分文,還討過飯。有一回,蔣經國發覺一家餐館後面的水溝裡,漂著一層油水,他餓得頭暈,想辦法把這水溝裡的油水颳起 來,用一隻罐子裝好,再找東西來燒,就吃煮熱的「油水」填肚子。天下大雪,夜裡冷得不得了,蔣經國找到一個大垃圾桶,在桶子中間挖個洞,他委身蹲縮在桶 裡,度過寒夜漫漫。蔣經國半路上病倒了,多虧遇到另一個要飯的孩子「小彼得」,把每天討來的飯,比較好的東西給他吃,才沒餓死。後來,「小彼得」死了,蔣 經國曾寫過一篇文章《永遠不要掛起白旗》,紀念這位患難之交。

蔣經國滯留蘇聯,1927年間,他申請加入蘇聯紅軍,被派到駐紮莫斯科的第一師,當過兵,曾進入列寧格勒中央紅軍軍事政治研究院;也當過莫斯科電機工廠學徒工,在烏拉爾金礦場當礦工後,又當過烏拉爾重機械製造廠技師、助理廠長、《重工業日報》的主編。

蔣經國腦海中最深刻的記憶,在蘇聯留學、落難12年,特別是最艱困危難的歲月裡,「我在烏拉山重機械廠多年,唯一對我友善的就是方良。」「她是 個孤女。我們在1933年認識。她當時剛從工人技術學校畢業,在那家工廠中還算是我的部屬」,「1935年3月,我們終於結婚。」

30多年後,當他父親把國民黨當局的權柄交接給他,他竟日奔波於台灣、金門、澎湖……山巔海濱,他一身素色夾克外套、鴨舌便帽、舊長褲、布鞋, 輕車簡從的裝扮,與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學信仰的托派思想,和他流放西伯利亞、當工人、當農夫的形影,似有前後輝映、異曲同工之妙。

(二)回國之後的政治生活

蔣經國於1937年春天回歸祖國,蔣介石在經國結束在老家閉戶讀書歲月後,正式派遣他到江西曆練,開啟了蔣經國「政治生活淬煉的時代

蔣經國的共產主義天堂

江西宜豐籍、畢業於中央政治學校、江西時期曾任蔣經國秘書的漆高儒說,早先,贛南是令江西省主席熊式輝十分頭疼的地方。熊氏委任的贛南各縣長多 半上不了任,一上任就要飽嘗地方民團毆辱,像熊式輝派任的安遠縣縣長齊振興,上班第一天差點被地方民團綁赴刑場槍斃,齊太太聽說丈夫要被槍斃,嚇得在地上 打滾哀求饒命,備極羞辱。蔣經國的前任,江西第四區行政專員劉己達,才上任,也在贛州遭地方民團毆打羞辱。

漆高儒認為,熊式輝任命蔣經國到贛南,起到了震懾地方的作用;縱使地方上的土豪劣紳再蠻橫,諒他們也不敢對蔣經國動粗。熊氏想藉著蔣太子的威名,整頓完全不聽命於他的贛南地方。

然而,蔣經國也不是完全仰仗著父親尚方寶劍的光環,江西的一片江山,還是靠蔣經國胼手胝足打拚出來的。

漆高儒曾講述過兩段故事。江西崇義縣的山區裡,有位知名的土匪頭子周盛連,周某住的碉堡石屋,裡邊可以容納匪徒兩三百人,在地方上可謂「一夫當關,萬夫莫敵」。

周盛連知道蔣介石的兒子來走馬上任了,便發了請帖邀蔣經國上山喝酒。蔣經國依約赴會,帶了幾個隨員,未帶任何刀槍武器,赤手空拳上山。酒過三 巡,周盛連起身告訴蔣經國,你是蔣委員長的兒子,有福不享,跑到這裡向我這壞蛋說好話,我向您保證,只要您在贛南一天,我就一天不做土匪,如果你走了,政 治又壞了,我為謀生,說不定賊骨難改云云。

蔣經國以單刀赴會的勇氣,無異「招安」了過去凶悍無比的土匪頭。對難纏且不講道理的土匪,蔣經國則是以硬碰硬,像人稱「唐老虎」的土豪劣紳,他就發動拂曉突擊,趁睡夢中,把這只「唐老虎」綁到專員公署嚴辦。

憑著軟硬兼施的法子,蔣經國先把為患贛南最烈的土匪豪門,殺了一次威風,然後再拿出他的政略與治理方案,一步步解決地方上的疑難雜症。蔣經國在 贛南使的「殺威風」方略,流風所及,是否成為爾後治理其他地方的既定模式?在上海「打老虎」,在台灣肅清地下黨組織,蔣經國新官上任,似乎總不脫這種殺威 風的模式。

經過清鄉、剿清土匪的步驟以後,蔣經國在贛南開始推動「建設新贛南三年計劃」。蔣經國有句口號:「要將贛南建設成為一個人民的勞動生活樂園」,往往令人聯想起蘇聯斯大林時代實行的指令經濟。

蔣經國永遠的十字架:章亞若

李煥(1917-,湖北漢口人,中央幹部學校研究部第一期畢業,蔣經國大陸時期的嫡系骨幹)是蔣經國最信任的親信之一,據李氏回憶,蔣經國出任 「總統」後,某次李煥向他報告各部會業務,談到「外交部」時,無心帶了一句:「章孝嚴在『外交部』表現得不錯,大家都對他的評論很好。」(按:章孝嚴、章 孝慈系蔣經國與章亞若的雙胞胎兒子,是蔣孝嚴未認祖歸宗前之姓名,時在台灣外交部門任職。)

蔣經國聞言只是看著他,並未答腔,李煥趕緊轉移話題,過了好一會,公事談完,蔣經國突然沒頭沒尾冒出一句話:「一個人年輕時的言行要謹慎,否則就會背負一生的十字架。」

蔣經國所謂的「背負一生的十字架」究何所指?是指與章亞若的婚外戀?或是指章亞若成謎的死因?

王升生前也曾向友人提起章亞若的種種,王升記得,蔣經國在江西任職「三青團江西支團部青年幹部訓練班」主任時,有一位年齡較大的女同學,總是以全班的「大哥」自居,見到同學,就熱情招呼「老弟」、「小老弟」,表現得和藹可親,這位女同學,就是章亞若。

王升記憶中,蔣經國每個禮拜四下午排定的時程,是接見民眾,章亞若就在蔣經國旁邊擔任登記聯絡工作,而且時常陪同蔣經國到處訪視民眾。照王升的 說法,「她是蔣經國生命中遇見的第一個中國女人,且又長得漂亮能幹,時間一久,彼此便滋長出情苗。過了一段時間之後,章亞若被秘密送往桂林,準備在那裡生 產……」

為了迴避父親蔣介石、妻子蔣方良的注意,蔣經國以「赴廣西考察縣政」為名,悄悄潛赴廣西桂林。恰巧,章亞若就在蔣經國於1942年農曆春節前往桂林探視團聚時,生下一對雙胞胎男孩,蔣經國為之取名孝嚴、孝慈。

關於章亞若的死因,各種說法莫衷一是,王升的說法是「突然逝世」。江西時期做過蔣經國秘書的漆高儒,有段故事:某日,一位戴著墨鏡的黃中美秘 書,與徐季元秘書,來到漆高儒的辦公室,黃憤憤然地說,章亞若在桂林太招搖了,本來應該在桂林隱身的,卻頻頻參加外邊的應酬,完全以專員夫人自居,這將影 響經國兄的前程,讓委員長知道那還了得。黃中美聲稱,為了專員的政治前途,只有把她幹掉。徐季元不讚同黃的計劃,連聲說,不要,經國兄和她總是夫妻一場, 幹掉了她,經國兄會很難過的。黃中美則辯稱,經國兄的政治前途勝過一條女人的命,徐季元要黃三思,黃斬釘截鐵地說:「我會負責。」

黃中美放話殺章亞若的3周後,章亞若果然在桂林去世。據漆高儒說,章亞若死後幾天,蔣經國始終戴著一副墨鏡,以掩蓋眼眶中的眼淚。

上海打虎 反遭虎噬

1948年8月23日,這一天是蔣經國奉蔣介石之命,赴上海從事「經濟管制工作」的首日,所謂「經濟管制」,按當時的大白話來講,就是「打老虎」的意思。

蔣經國在當日寫給蔣介石的家書上說:「美援物資如何運用,使其能作為平抑物價之用。請大人命令有關機關,切實研究執行。今後在工作過程中,重大 問題向大人請示與報告外,其餘問題皆擬就地解決,以免多煩大人之心也。」蔣經國信中所謂「就地解決」,其實就是「先斬後奏」的意思。

問題可能就出在蔣經國的「就地解決」上。譬如,上海素有煤炭大王、火柴大王之稱的劉鴻生,由於畏懼蔣經國的威逼,被迫忍痛交出黃金800條(每 條金條重10兩),230萬美元、銀元數千枚。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總經理陳光甫,抗戰時期曾到美國為國民政府奔波借款,曾經受到蔣介石嘉許;金圓券發行後, 蔣經國與之會面,陳光甫迫不得已交出114萬美金,全部「移存」中央銀行。金城銀行總經理周作民惟恐也被蔣經國「召見」,嚇得不敢住在家裡,幾乎每天晚上 得換住所睡覺,最後仍被蔣經國手下騷擾,萬不得已,只有託病住進上海虹橋療養院,警察局這時仍窮追不捨,派人直接進入醫院,強迫周作民簽名具結,非經有關 部門批准,不准擅離上海。

類似這種強兌黃金、強交美鈔外幣的事,不一而足,這些聞所未聞的奇事,傳到上海市長吳國楨(按:吳國楨畢業於北京清華大學 ,留學美國取得普林斯頓大學哲學博士等學位)耳裡,自然令這位受美國教育的市長氣憤不已,在充滿自由主義色彩的吳氏眼中,焉可容忍蔣經國用人為手段,強力 壓抑物價,嚴打囤積居奇,強令企業家交出金銀。

王升回憶上海打虎,提起會見吳國楨的經歷,猶不免誠惶誠恐。吳市長在與王升的問話中,對上海經管的不滿,溢於言表。以當時吳國楨的身份,當然不 是針對「戡建總隊」一位大隊長而發的,真正的發洩對象是對蔣經國。吳國楨與孔宋家族關係至為密切,吳氏與王升的對話,似乎預示著一場風暴的即將登場。

各式各樣的傳記著作,均直指蔣經國上海打虎不成,反遭虎噬,系與孔令侃(孔祥熙之女)揚子公司事件有關。諸多史料印證,其時孔令侃本人並未因為 「揚子公司事件」而遭致拘捕。但也正因蔣經國在關鍵時刻未下手逮捕孔,才會導致杜月笙「將所能控制之工廠,均以原料缺乏為辭,逐漸停止開工,並促成黑市交 易,搶購風潮,藉以報復」。社會輿論眾口鑠金,對蔣經國形成空前強大的精神壓力。沒逮捕孔,成為蔣經國上海經管被批評虎頭蛇尾的根本原因。

這也間接使得「蔣太子」上海「打老虎」行動演變成一場鬧劇,蔣經國當年上海打老虎的部屬王章陵曾著《蔣經國上海打虎記》一書,他回憶說:「…… 有關這一件事情,是是非非的謠言滿天飛,甚至謠傳蔣中正總統赴東北視察後決定在上海停留幾天研究問題,蔣夫人聞訊亦趕到上海,成為蔣經國上海經管時遭受到 的種種壓力中具有最大殺傷力的反撲,幾乎令蔣難以招架。……」

(三)台灣時期之威權統治

取得信任與特務治國

蔣經國上海打虎失敗,以迄徐蚌會戰(淮海戰役)國民黨軍兵敗,蔣介石迫於時勢,1949年元月黯然引退,並以國民黨總裁身份,退居溪口老家,繼 續遙控國民黨當局黨政軍。在這段風雨飄搖的歲月中,蔣經國時刻追隨父親左右,凡1年3個月,這段關鍵的艱危歲月,無分晴雨晨昏,亦無分炮火連天,性命交關 之際,為父子間之互信奠定了強固根基。

時任蔣介石座機駕駛的衣復恩親身經歷了蔣揮別大陸的最後情景:1949年12月10日,成都即將失去控制,下午2時許,蔣介石、蔣經國父子在少 數侍衛人員隨扈之下,抄小路快步走到鳳凰山機場。蔣介石搭乘的C-54座機起飛不久,地面留守的憲兵也快速撤退。衣復恩說,我們從此離開大陸,飛向台北, 千山萬水,不勝依依,「這一飛,竟成蔣總統與這塊土地的最後一別!」蔣經國在這一天的日記上寫著:「此次身臨虎穴,比西安事變時尤為危險,禍福之間,不容 一發。記之,心有餘悸也。」

蔣經國終於贏得了父親的完全信賴,蔣介石遂將關係國府統治基礎最核心的特務組織,全部委由經國掌管經營。

早在大陸重慶時期,蔣經國就意圖染指情報特務組織。只是,斯時軍統有戴笠強勢領導,中統有CC系統人馬盤踞,對蔣太子的「覬覦」,向來抱持敏銳 之提防心,在國民黨核心紮根未固的蔣經國,別說想見縫插針,就算想立足其間的餘地都沒有。直到國民黨一敗塗地,撤守台灣。此前,戴笠早已死於空難,CC系 也因為蔣介石對其頗有微詞,而陷分崩離析群龍無首之境。天下大亂,形勢大好,蔣經國遂有趁亂統一殘餘勢力的機會。

曾於1959年任職調查局(中統到台灣之後的繼承單位)第一處副處長的李世傑透露:直到1955年,蔣經國由「總統府機要室資料組主任」躍升「 國防會議副秘書長」,而以他手下新成立的「國家安全局」取代「資料組」之後,他對調查局(及各情治機關)的控制,漸由工作領導而及於人事與經費的掌握控 制……

這是蔣經國掌控特務機關全盛期的開始,無論軍統、中統,所有大陸時期的舊特務機構的繼承單位,全部牢牢掌握在蔣經國手上了。

曾任美國中央情報局駐台灣辦事處主任的克萊恩(Ray S. Cline),第一次見到蔣經國,克萊恩從下榻的「吳賓館」(台灣省主席吳國楨官邸)拾階而下,見到有一僕役打扮的矮小男子,十分溫和有禮地站在樓梯口, 耐心等候克萊恩等人下樓,同赴宴會。等相互介紹,克萊恩才驚覺這位「僕役」竟然就是蔣介石的兒子蔣經國。

這位美國派駐在台灣的最高情報首腦,終於發現蔣經國不僅是特務部門的主其事者,更是蔣介石力圖積極建設台灣,託付以重任的主要執行者。在位於台 北市長安東路18號的那幢日式木造寓所,蔣經國曾在客廳裡放映一部來台初期拍攝的紀錄片,內容是他帶著工程人員踏勘尚未開通公路的山區,在海拔兩三千米的 叢山峻嶺之間,冒著性命危險,和一群退役軍人轉業的築路工程人員,披星戴月,翻山越嶺,逢山開路,遇水架橋。克萊恩逐漸從點點滴滴的印象中,積累起對這位 國民黨政治新強人的崇敬之意。

早期,台灣無法自制治療糖尿病的胰島素,克萊恩透過美國中央情報局的管道,定期送胰島素給蔣經國服用。

被曲解的白色恐怖

今天,當強人已化為頭寮靈寢冰冷棺槨裡的朽骨時,島內許多異議人士,特別是一些台獨原教旨主義者,總是把蔣經國比喻作白色恐怖的魔頭。其實,真 正研究島內白色恐怖歷史的人會明白,白色恐怖的主要「專政對象」,不是台獨分子,更不是島內百姓,而是中共地下黨,或者說是共諜。甚至國民黨黨內鬥爭的犧 牲者,其人數都遠多於籍隸台灣的人士。換言之,大陸籍,尤其被懷疑是共產黨者,幾乎佔了白色恐怖犧牲者的9成以上。

例如,曾經被蔣介石以「反共作家」名義召見的李世傑,在進入調查局多年、並擔任調查局第一處副處長後,被誣以「匪諜」,而坐穿牢籠20年。

與蔣經國稱兄道弟、主持過國民黨對大陸空中偵照情報蒐集、當過「空軍總部情報署署長」的衣復恩,1966年7月間收到一紙傳票,要他到軍法處「談一談」,依約前往「一談」,衣復恩就莫名其妙地被關了3年。

從恐怖統治到民主之路

美式民主與俄式恐怖統治,原本是處在兩個對立面的矛盾事物,是冷戰時期兩個不共戴天的世仇,但是,這兩大仇家卻在台灣「相生相剋」的弔詭規律下,竟成為冰炭共存、共冶一爐的世界奇觀。

初來台灣,蔣經國基於清除島內共產黨地下勢力的考慮,全力實施特務恐怖統治。若干年後,民智漸開,蔣經國的左手維持特務政治結構,右手則開始落 實美式民主。同樣一個蔣經國,竟然能把兩種敵對事物,巧妙統一起來。是以,在島內某些自由主義者的心目中,與其寧說蔣經國是一個威權時代的強人,不如說蔣 經國是一個兼容并包「魔」與「神」的雙重人格型領導人。

在建設台灣的思維當中,蔣經國一直難以跳脫青少年時代形成的俄式計劃經濟邏輯。有人甚至不諱言,使台灣經濟進一步飛躍成長的「十大建設」工程,其實都有某種程度的蘇聯風格。此外,蔣的內心世界中有更多的「恐共」成份,這不自覺地成為他執政之路的特色。

鑑於1948年上海打虎失利的歷史教訓,蔣經國始終堅信物價穩定是社會安定、國家安全的基礎,所以他無法坐視百姓每天都要食用的黃豆等生活必需 品的價格飛漲。曾經在「行政院院長」秘書室服務的葉昌桐將軍(1928-,福建福州人,海軍上將),寫過一篇題為《李國鼎與蔣經國的爭執》文章。據他回 憶,某日,他正送緊急公文到蔣經國辦公室,此時「財政部長」李國鼎前腳剛離開,只見蔣經國氣沖沖地把公文重重往桌上一丟,嘴裡絮絮叨叨自言自語:「『財政 部長』又不是只有你一個人才能幹的!」原來「院長」和李國鼎又為該不該補貼黃豆價格,大吵了一架。吵歸吵,最後蔣經國還是採納了李國鼎的意思,足證蔣經國 還是有容人之量。

在台灣歷經兩次政黨輪替之後,回顧蔣經國走出來的民主道路,令人有無限感慨與不勝唏噓之感。蔣經國是如何進行民主化改革的?他在進行民主化改革進程中,遭遇過哪些挫敗?他如何辨識台獨與民主之間的分野?……諸如此類的問題,始終縈繞在島內民眾的腦海。

依照西方民主政治發展理論的講法,當一個傳統威權國家的總體經濟逐步脫離貧窮,達到小康社會的境界,菁英分子或者社會經濟地位在一定水平以上的公民,會產生一種希望參與公眾政治的自覺。於是,這個威權國家便開始面臨「資源與權力重新分配」的問題。

但是,弔詭的是,沒有一個政治學者能夠提得出一套更數據化的論證,比如說,究竟國民人均所得達到多少美元以上,才叫做「小康社會」?社會學家也 許可以畫出一條貧窮線,告訴我們,凡低於這條線以下,或者人均所得低於多少美金以下,就可以稱之為「窮人」。可是,政治學者顯然很難畫出一條線,可以名之 曰「民主線」,或者「獨裁線」。

是故,現代政府設計的社會福利制度,可以對「貧窮線」以下的人民施以法定救濟措施,然而,卻沒有一個傳統型政府有先知先覺的本事,可以預估何時 是該讓政治更民主、更開放的時間點。睿智一點的政府,會逐步開放若干權力,逐步擴大人民的政治參與。但是,什麼時間點開放是最佳的選擇?開放的步伐應該走 得多快?該先開放哪一個層級的權力?是地方與中央同時開放,還是先開放地方再開放中央?恐怕都沒有既定的答案。這些林林總總、大大小小的問題,都考驗著領 導人的智能。

蔣介石於1950年7月2日宣佈開始實施地方自治,並選擇最偏遠的台灣東部的花蓮縣,首先開放縣議員選舉。

蔣介石還率先提攜本土菁英,此一政策,較諸1970年代晚期的「催台青」本土化運動,早了至少20年。他開放大量的本地青年,透過文官考試的途 徑,進入國民黨政府團隊。到1972年,蔣經國組閣當「行政院院長」,大量選拔台籍菁英進入內閣隊伍,走的亦復是他父親走過的菁英政治老路。

1972年12月23日,蔣經國開始實施所謂「動員戡亂時期自由地區增加中央民意代表名額選舉」。換言之,被黨外異議人士詬病的長期不改選的「 萬年國會」,即將注入台灣本地新血輪。(編者註:現在的台灣「立法院院長」王金平,當時還是台南的工商企業主,就是由此踏上政壇。)這也意味著,原本政治 參與侷限地方層級的議會,即將擴大到中央層級的議會。

發生於1977年底的「五項公職人員選舉」,在台灣北部的桃園縣(桃園亦是蔣介石陵寢)擦出了國民黨撤台以後,最嚴重的一場群眾暴動事件的火花。

這樁發生在桃園中壢的暴動,照異議人士日後撰寫的文章,指稱其起因是中壢國小的投開票所發現所謂「作票事件」而引發。失控的暴徒入夜之後燒燬了 中壢警察分局,從白天到黑夜,不少軍車、警車被翻倒、砸毀,群眾阻擋了南北縱貫公路。軍警出動,嚴陣以待,但都奉命不得攜帶槍械武器。有不少徒手軍警遭攻 擊而掛綵。

黨外人士指控國民黨作票,實系子虛烏有,因為,當天開票結果顯示,黨外候選人許信良是以22萬票,贏過國民黨候選人歐憲瑜的13萬票。那場無端引發的暴動騷亂事件,事後證明根本是群眾受到捕風捉影的謠言蠱惑,而闖下大禍。

台獨意識的魅影真正飄蕩在台灣上空,是發生於1978年12月10日的高雄事件(當年黨外及以後之民進黨人稱之為「美麗島事件」)。這場暴動事 件,儘管暴徒拿著鐵棍、木棒等凶器,攻擊現場圍堵遊行場面的警察、憲兵,由於憲警得到上級指示「打不還手,罵不還口」,暴徒幾乎沒人遭受憲警的主動反擊, 反倒是現場維持秩序的憲警人員,大量受傷送醫。

「中壢事件」與「高雄事件」結束後,台灣恢復了短暫的平靜,但很快,群眾滋擾事件又在台灣各地,包括台北市,甚至桃園中正機場,不斷上演。各種街頭暴力事件開始層出不窮。蔣經國始終以懷柔策略待之。

當島內經濟成長逐年攀高,百姓生活水平亦同步成長的1970年代,人民爭取參政權,要求民主的呼聲,也逐漸充斥島內。令人憂慮的是,高喊民主的人群當中,有不少人的真正目的,是為了搞台灣獨立。

台獨問題的形成

如果翻開1950年代的歷史檔案審視,人們很容易就發現,被台獨人士嚴詞批判的「白色恐怖」,在這段期間被槍斃處決的,絕大多數均系外省籍,他們被指控是所謂「匪諜」。不過,白色恐怖卻被台獨人士擴大成專事對付台獨勢力的牢籠與凶器,蔣經國更被視為幕後最大黑手。

國際冷戰格局改變,台灣蔣氏政權的利用價值銳減,美國拉攏島內本土人士。左支右絀的蔣經國,竟連逮捕黨外人士陳菊,都遭美國當局以斷絕武器買賣威脅,蔣經國只好被迫下令放人,更遑論做出其它強勢壓制反對勢力之作為。

民進黨人士編寫的《綠色年代》一書,上冊第57頁,有一段頗有深意的敘述:「(1978年)10月下旬,美國駐台大使在希爾頓飯店約見陳菊,與 當時到台北訪問的國務院中國科科長費浩偉(Harrey Feldman)見面,費浩偉告訴陳菊:『你能夠獲得釋放,是以武器和國民黨換來的。』」原來當時費浩偉的辦公室桌上,擺了一份國民黨買武器的清單,陳菊 被抓後,費浩偉就刻意擱置這項武器採購,國民黨瞭解後釋放陳菊,費浩偉才批准此公文。

到了1984年10月,突發旅美華裔作家江南(劉宜良)遇刺身亡,扯出台灣情報單位涉入此案之內幕,引起美國里根當局之嚴重不滿。此後,蔣經國 對黨外異議人士的控管更形鬆手。兩年後,以黨外人士為核心班底的民進黨成立,儘管該黨相當程度上與台獨理念若即若離,蔣經國可能因為投鼠忌器,未加制止。

蔣經國心裡對美國暗助台獨運動的蠻橫作風,可能敢怒不敢言,但是,他在處理接班人問題上的疏於算計,恐怕更是台灣走向一條歧途的主因。

李登輝問題

關於李登輝的政治背景──曾經是台共成員、接近台分子的書面報告,在蔣經國當政的年代,可以從情報單位陰暗的檔案室裡,搬出一大摞來。

多年以前,筆者訪晤前情報局督察室主任谷正文,谷老曾當面出示若干文件檔案,證明李登輝的身份背景。谷老在他著的《白色恐怖秘密檔案》第241-245頁寫道:

「李登輝加入中國共產黨,大約是民國35年前後。……民國43年,警務處逮捕潛逃至嘉義藏匿多時的葉城松,李登輝再度出現在他的供詞之中,他 說:『我參加共產黨,介紹人是李登輝,我進入組織後,接受楊廷椅領導』。……訊問時,牛坤樹坐在辦公桌後面,我坐在桌旁沙發上,李登輝則恭謹地端坐在門邊 木椅上。這位農復會技正,長型臉孔,是一個典型戽斗。他剪了一款短而整齊的西裝頭,在應訊中,李登輝以很誠懇的態度坦承了參加中共在台地下活動的經過,他 說:『那是一個青年學生的錯誤,請你們給我機會悔改。』」

按在蔣經國最後歲月長年陪伴在側的幺兒蔣孝勇的說法,蔣經國晚年原本的佈局,是希望孫運璇繼續再做6年「行政院長」,與蔣經國的6年「總統」任期同時屆滿時,蔣經國即交棒給孫運璇。

顯然,蔣經國提名李登輝為「副總統」,不過是備位人選,而非真正的接班人。但蔣經國似乎沒有考慮清楚,李登輝的台共身份只是「顯性」,真正麻煩的是隱藏在他腦子深處的日本皇民化思維,與台獨思想。

孫運璇的中風,打亂了蔣經國未來的人事安排,蔣經國的突然亡故,更打亂了國民黨的執政命運。按照國民黨當局奉行的《中華民國憲法》,「副總統」李登輝順理成章接任「總統」。1988年元月13日,蔣經國時代告終,李登輝時代揭開帷幕。

總結

傳記作者漆高儒認為,蔣經國「是一個勤勞的人」、「是一個親兵親民的人」、「他和百姓群眾很接近」、「他是一個認識時代的人」。

蔣經國惟其是一個勤勞簡樸的人,才可以締造台灣經濟奇蹟的成果;惟其是一個親兵親民的人,才有台人對他的感念與肯定;惟其和百姓群眾很接近,所 以他的施政作為才能貼近民意;也惟其是一個認識時代的人,他對島內,先是民主開放,解除黨禁、報禁,繼之又解除戒嚴,開放台灣民眾赴大陸探親,卸除兩岸近 40年的人為藩籬。

漆先生可能遺漏掉了點評,蔣經國是一個反台獨、主張大一統的中國人。蔣先生為反台獨,作出的努力有目共睹。當然,蔣經國晚年最大的遺憾,也是他 自己最大的創痛,就是得不到部分異議人士的諒解。令人遺憾的是,如果他能延壽若干年,相信兩岸關係可以走得更平順,而不致多跋涉了20年的漫漫崎嶇路。

1987年12月25日上午,蔣經國參加在台北市中山堂舉行的「行憲四十週年紀念」典禮。

當天上午9時,蔣經國坐著輪椅抵達會場,當他開始致詞時,坐在第14排中間的11個民進黨「國大代表」,突然站起來,同聲喊叫「全面改選」(全 面改選「國會」),蔣經國簡單致詞幾句後,因體力不勝負荷,請「國民大會」秘書長代為宣讀書面講詞,當何宜武念稿唸到有關充實「中央民意機構」的內容時, 那幾個民進黨「國代」又起身再次叫嚷「國會全面改選」,還拿出一面書寫著「全面改選」的白布條。

據蔣孝勇事後追述,「行憲四十週年紀念」典禮過後,蔣經國顯得抑鬱寡歡,整天不講話,顯然心理受到很大挫折感。1988年1月10日,蔣孝勇陪侍床前,蔣經國忽然開口說話:「我一輩子為他們如此付出,等到我油盡燈枯時,還要給我這種羞辱,真是於心何忍?」

3天後,經國先生吐血而卒。


2009年4月13日,在蔣經國百年冥誕的紀念會上,馬英九、李登輝、宋楚瑜悉數出席,李宋兩人更是10年來首次同台

本刊記者 楊瀟

「你等會」

1984年2月15日,台北中山樓。國民黨二中全會正在召開,蔣經國的辦公室離會場不遠,從舞台左邊的小樓梯走上去就可以看到,辦公室備有床 鋪,多數時間,蔣經國躺在那裡休息。中常委們都在觀望,究竟是誰從那個小樓梯走上去,誰又走下來,每個人都期待被蔣經國找去,這意味著有機會陞遷。其時, 蔣經國正為他就任第七任「總統」尋找一位副手,時任台灣省政府主席的李登輝獲得了上樓梯的機會。

很多年後,李登輝回憶說,「後來我有機會當上『總統』,做一些事情,最重要的瞬間,就是二中全會獲得『副總統』的提名。」從那時起,李登輝在「蔣經國學校」開始了漫長的「潛伏」,他即將全面參與台灣的民主化與本土化之路,並在其中扮演極重要的角色。

在李被「欽定」後,台北政壇開始流傳一個段子:在那次會議上,蔣經國進洗手間時,黨中央秘書長蔣彥士追至走廊詢問蔣經國屬意人選,蔣經國說「你 等會」,結果這句浙江口音濃重的「你等會」,被蔣彥士誤聽為「李登輝」,並且利用這個空檔轉告給了諸位中常委,於是李登輝順利被舉手通過。笑話歸笑話,卻 也能夠反映出當時國民黨精英心目中李登輝的份量與形象。

李登輝1923年出生於台灣淡水,1940年代,作為受到馬克思主義思想影響的熱血青年,曾兩進兩出共產黨,1950年,在島內大環境的壓力 下,他主動辦理了自新手續,從此長期受到政治監控。1971年,受本省及外省友人的強力保薦,加入國民黨。此前,李曾遭警總約談17小時,詢問持續一 周,「足證蔣經國曾經企圖澄清一些疑慮」。1972年,蔣經國任「行政院長」,李登輝以政務委員入閣,時年49歲。在此後的十幾年中,李登輝雖歷任台北市 長及「台灣省主席」,但一般人對他的印象,仍不過是個受益於「吹台青」政策(1970年代以後,在本土化運動的壓力下,蔣經國拔擢體制內的台灣籍青年才 俊)的農經專家。

李登輝自己則早有預感,1983年7月,他在國民黨中常會提出工作報告《省政府向下紮根的做法》,就獲得蔣經國很高的評價。李登輝後來回憶 說,「後來他為什麼放心讓我去當『副總統』,我的想法是,第一,他沒有想到自己會這麼早過世;第二項,就我看來,蔣經國多少受到他的社會主義思想的影響。 他選擇我,可能是認為我和他具有同樣的思想,是真正可以做事情的人……而且當時要求本土化的氣勢很強,他只能加強颱灣的本土化,這樣國民黨才能生存。」

「寧信白種人的謊言」

同樣是1984年,宋楚瑜結束了他「行政院新聞局局長」(兼「政府發言人」)的5年任期,開始擔任國民黨中央黨部副秘書長。在這一年出任中央黨 部副秘書長的還有馬英九,這位34歲的年輕人,三年前獲得哈佛大學法學博士學位後回到台灣,經人介紹,擔任蔣經國的英文秘書,成為「蔣經國學校」中最年輕 的一員。彼時馬英九還是一個胖子,有時候,他在完成翻譯工作起身後竟把椅子也「帶」了起來,不免惹人發笑。要再過十多年,台灣進入真正的電視民主時代,瘦 身成功的馬英九才可以在全島颳起持續不斷的「馬旋風」。

在蔣經國身邊的日子裡,馬英九始終是一個「沒有聲音的人」,扮演的是技術性官僚的中性角色,雖不顯山露水,卻也避免了捲入不必要的政治鬥爭。和 馬英九不同,作為湘潭同鄉的宋楚瑜個性鮮明、喜怒形於色,常常不按理出牌,這一點在選舉時代會看得更加真切。不過在1978年12月,美國正式宣佈與中華 人民共和建交、與台灣「斷交」前夜,正是宋直奔士林官邸,喚醒已經入睡的蔣經國,告知他美國駐台代表希望次日會見。蔣經國事後大讚其應變能力,一個月後, 任命他為「新聞局局長」。

作為台灣歷史上最年輕的「新聞局長」,宋楚瑜顯然是盡職盡責的。1979年年底,台灣發生「美麗島事件」,次年1月25日,英文流利的宋局長在 台北向新聞界公開抨擊美國《新聞週刊》對事件的報導,稱其報導為Yellow Journalism(黃色新聞,意指其報導風格小報化與譁眾取寵),「寧信白種人的謊言而不信黃種人的真話;白種人的優越感使其認定黃種人無訴諸司法能 力,而先行代為審判」。有意思的是,26年以後,宋楚瑜「搭橋之旅」訪問大陸,在清華大學演講時,他兩次舉起手中最新出版的《新聞週刊》(當期封面為「中 國的世紀」),深情地說:「世界有多大,中國的機會就有多大。」

在就任「副總統」前,李登輝曾與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處長李潔明同遊。李潔明後來說,這是因為蔣經國希望日本背景濃厚的李登輝也能「熟悉美國觀點」,通過私下接觸,他評價李登輝「是聰明的政治人物」,對民心頗有瞭解,公開場合謹守國民黨路線,私底下卻很有主見。

李登輝後來說,當時雖然身居國民政府高位,但也經常看黨外雜誌,「這些雜誌很有趣,我可以讓秘書幫我去買,就說我要檢查就好了。」只是,在涉及到政論雜誌的言論問題如何處理時,他仍對蔣經國提出個人看法報告:「希望以刑法為主。」

「那時候《動員戡亂時期國家安全法》還沒公佈,我的主張是依法處理,不要用行政命令取締,我建議以刑法處理,其實就是建議用《出版法》處理,有明確犯罪事實時,依明文規定以有期徒刑方式處理。」他為自己辯解。

1985年3月28日,《中央日報》以本報記者名義刊載李登輝訪問(巴拉圭)歸來一文,主標題「李『副總統』遠行歸來」,副標題「工作繁忙了無 倦容」,文章特別讚譽李登輝「深獲『蔣總統』倚重」、「深入基層,瞭解民情」。李登輝說,他當時就覺得報導「殊有不同」,「一看就知是有意寫成。蔣經國只 要跟文工會說:寫點東西。他們就會刊出一大堆這樣的文章。」

當時擔任國民黨文化工作委員會主任的正是宋楚瑜,文工會也是戒嚴時代國民黨管制媒體的重要機構,李宋有時需要溝通,以確定如何把握輿論導向。以 4月9日為例,李登輝在日記中記載:「下午三時報告『總統』:『十信案』後,民眾士氣低落,如何回覆?文宣工作如何處理,與宋主任談論事,請示『總統』裁 示。」

討論的結果是,「加強文宣」。

「情同父子」

在「蔣經國學校」,「校長」通常不會把話講得很具體,「他的話都要讓人去猜,最多他只是告訴我,『我身體不好,有些事請你多幫忙。』」如是,李登輝不僅學習了如何面對民間問題,更修煉了官場的手腕——這一點,未來宋楚瑜會有切身感受。

1986年2月7日,農曆前一天,蔣經國特別指示:新年度,與黨外人士之間,設立管道溝通,指示李登輝多參與。「他可能會想:黨外的力量愈大愈 好吧?如果是我,也會抱持這種想法。畢竟黨外的力量一旦壯大,國民黨內的人就不好過日子,這樣一來他們就必須改革,否則他們是不可能有所改變。領導者都是 用這種方式在思考事情,不是說單單只考慮國民黨要如何發展。」李登輝說。

這一年,《華盛頓郵報》發行人葛蘭姆女士訪問台灣,蔣經國認為郵報旗下的《新聞週刊》對台灣不友善而不願見她,宋楚瑜勸他:「你把一些重要的政 策向她說明,也許會有好的效果。」9天後,蔣經國接受葛蘭姆獨家專訪,表示台灣即將解除戒嚴、開放組黨,坐在兩人中間擔任翻譯的馬英九回憶說:「當我把經 國先生對訪客所說的『我們即將研究終止緊急命令(解除戒嚴)』」、「開放政治團體合法化(開放組黨)」等關鍵詞彙,逐字、逐句,精準地翻譯傳遞給訪客知悉 後,當時強烈地感受到,身體猶如有電流通過任督二脈一般,通體舒暢,有一股參與歷史的強烈使命感,令人振奮不已!」

1988年1月13日,蔣經國去世,李登輝任「代總統」,在之後的13天裡,他每天上班前,都會到蔣經國靈前祭拜,以顯示自己不會改變其路線,直到第14天。

1月27日上午,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召開會議,討論李登輝入選代理國民黨主席一事,宋美齡不希望看到本省勢力坐大,故反對李登輝以「總統」身 份兼任黨主席,會議陷入僵局。此時,宋楚瑜越次發言,站起來質問中常委,要他們拿出黨心和公心來,以起立鼓掌的方式通過李登輝當選的提案。

這「臨門一腳」成為扭轉歷史的關鍵,也成為此後五六年李宋「情同父子」蜜月期的開始。次年5月,李登輝投桃報李,宋楚瑜被推選為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長,更近權力中樞。

「被李登輝騙了」

李登輝執政之初,為免引發黨內反彈,尚謹言慎行,但從1990年起,開始以漸進變革的方式瓦解國民黨內的各派力量,並最終大權在握。

為了拔除掌握軍權的郝柏村的力量,李登輝在1990年6月出人意料地任命郝柏村為「行政院長」,依法郝柏村必須辭去軍職。李借助郝柏村的強勢作 為,動員軍警力量掃蕩犯罪,贏得了民眾對「治安內閣」的支持。可是在階段性任務完成後,李登輝於1993年以「修憲」完成為理由,要求「內閣」總辭,郝柏 村被迫辭職,由李所提名的連戰出任「行政院長」。

1992年12月,「立法委員」全面改選,改選後的「立法院」,本省人的比例已達八成以上。此時,李登輝想要換掉郝柏村的意圖極為明顯,台北街 頭出現以外省老兵為主的示威遊行,高喊「擁護郝柏村、打倒李登輝」,這個現象進一步凸顯了外省人、本省人的勢力消長——在此之前,只有民進黨等本省人勢力 才會採取街頭活動。1994年4月30日,李登輝更發表了與司馬遼太郎的對談《場所的悲哀》,提到了國民黨是外來政權及身為台灣人的悲哀,令不少國民黨人 直呼「被李登輝騙了」。

但李登輝推動的三次修憲,也進一步終結了威權體制,推動了台灣民主進程。1991年5月1日零時起,台灣終止「動員戡亂時期」,1994年12 月3日,台灣省省長與台北高雄兩市市長選舉舉行,地方自治得以落實。1996年3月23日,台灣舉行首次「總統」直選,李登輝以54%的得票率當選為台灣 歷史上首位民選「總統」。

政治就是硬球,不知道到底是你玩它還是它玩你。1994年以拿下六成票數當選首任民選省長的宋楚瑜,就被玩了——他的民意支持度一度超過了「總統」李登輝,但在他省長任期剛剛過半時,李登輝喊出「凍省」,宋李關係由此急轉直下。

1999年,宋楚瑜自行宣佈參加2000年「總統」大選,李登輝為保國民黨候選人連戰,將宋楚瑜開除出黨。同年12月,李拋出「興票案」,指責 宋楚瑜之子的「中興票券」賬戶中有來歷不明的1.4億元新台幣。宋楚瑜長期樹立的清廉形象毀於一旦,原本領先的民意支持率一路狂跌,最終以3個百分點之差 輸給陳水扁,苦澀地「成就」了台灣歷史上首次政黨輪替,李宋至此徹底反目,再無往來。

學界的一種觀點認為,台灣1960年代以來的民主化運動,其動力並非自由主義,而是族群主義,黨外人士經常高呼「台灣人出頭天」的口號就是一個 佐證。如果承認這個前提,那麼李登輝在掌權後的一系列舉動便不難理解:因為倉促接位時缺乏權力根基,為了對抗國民黨內的既有勢力,故必須通過民粹的方式, 吸納民進黨「族群動員」的資源,同時,為了鬥垮國民黨的非主流派(1993年分離出去,成立新黨),必須拉攏財力雄厚的企業集團和地方派系,於是也造成了 黑金政治的蔓延。

1993年,馬英九任連戰內閣下的「法務部長」,嚴辦地方上的黑金勢力,由於辦案力度過猛,成為黨內箭靶,「總統」李登輝乾脆直言,馬「差點把國民黨搞垮」。在強大壓力下,1996年,馬英九轉任閒職。

「一路走來,始終如一」

1988年以來的台灣,由於報禁的解除,很快步入媒體政治時代,官員的形象以及對民意的回應,迅速成為其能力的重要組成部分。郝柏村的前任李煥 在擔任「行政院長」期間,有一次在主持「國建會」並向海外學人介紹政府首長時,刻意透露,「英俊瀟灑的馬主委(時任研考會主委),最近受到許多女性的『打 擾』……」此話並非「新聞」,但藉由「行政院長」口中說出,倒確實反映出台灣社會的某種變化。

事實上,從政這些年,馬英九一直是媒體寵兒。資深媒體人王銘義說,記者打電話找小馬哥,不管是馬秘書、馬副主委、馬發言人,或者馬「部長」,他都會親自接聽,電話留言也儘可能回電——此外,記者們還贈他一綽號「馬更正」,蓋因他經常來函報社要求更正相關報導。

有人說,過去20年的台灣政治史,某種程度上也是台灣政治人物的「變臉史」,馬英九「一路走來,始終如一」,保持了其清新廉潔的形象,殊為不易。

1997年,白曉燕命案後,政府形象跌入谷底,除了對治安表示擔憂,民眾對政府處置口蹄疫事件也極為不滿,遊行中一幅標語這樣寫道:

豬死了,沒有人下台

人死了,沒有豬下台

馬英九時任「行政院政務委員」,他拒絕「行政院長」連戰的一再請求,堅決請辭,「治安敗壞,政府難辭其咎,這不是某一個人有責任,我個人感到愧對國人,我要認清自己有共犯的責任。」

對於他的辭官,有人質疑他「以退為進」、「維護自我的政治潔癖」,而他激動地回應:「我不能再蒙著眼睛,繼續混下去了!現在當政務官,走在街上都有一種被羞辱的感覺!」

一年後的1998年,馬英九在最後一刻宣佈參選台北市長,並由李登輝出馬,以「新台灣人」的稱呼為他「刷新」外省人之身份,成功擊敗希望續任的陳水扁,台灣政壇開始響起清晰的「馬」蹄聲。

10年後的2008年3月22日,馬英九當選第十二任「總統」,台灣完成第二次政黨輪替,按照亨廷頓「雙翻轉」(two turn-over)理論,民主化的國家或地區若經歷兩次政黨輪替、和平轉移政權的過程,則可視為完成民主化。如是觀之,馬英九勝利,標誌著台灣進入了民 主鞏固階段。

2009年4月13日,在蔣經國百年冥誕的紀念會上,馬英九、李登輝、宋楚瑜悉數出席,李宋兩人更是10年來首次同台,藍營過去和現在的領袖們是否會借這個機會實現「大和解」尚不得而知,但當他們向蔣經國的遺像三鞠躬時,想必會有難以盡言的況味。時代,真的不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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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經國一生的三段情



髮妻馮弗能離去 情人章亞若被殺 夫人蔣方良坎坷

    大約在1926年冬,蔣經國曾與在蘇學習的馮玉祥將軍的女兒馮弗能有過一段短暫的婚姻。因思想與分歧較大,兩人感情破裂分了手。

    在烏拉爾重型機械廠工作期間,蔣經國結識了該廠女工法伊娜。經過一段時間的交往,兩人如膠似漆。1935年3月,他們正式結婚。1935年,蔣經國有了長子艾力克(即蔣孝文),隨後又生女兒蔣孝章。後來,蔣介石給兒媳法伊娜起了一個中文名字蔣方良。

    應該說,蔣經國與蔣方良係自由戀愛,兩人關係也甚好。但是,蔣經國到江西贛南任職後,卻又愛上了另一名女子章亞若,而且還生了一對雙胞胎兒子,使蔣介石頗傷腦筋,以致後來蔣動了殺念,將章亞若秘密處死。

    根據近年披露出來的史料,害死章亞若的幕後黑手,就是陳立夫。

    章亞若,江西萬安縣人,生於1913年,其父係讀書人,做過地方官,後搬入南昌,以律師為業,是20世紀30年代南昌城內頗有名氣的職業律師。章亞若肌膚較白,齊發圓臉,聰明活潑,能歌善舞。她少年時代在南昌唸書,進入南昌女中後,其天才日漸顯露。她各門功課均好,國文尤其優秀,寫詩作畫,朗誦歌唱,無一不能,成為全校師生公認的校花。

    遺憾的是,章的母親周錦華受舊思想的影響,早早將她許配給其表兄、南昌高等法院法官唐英剛。1928年冬,15歲的章亞若與唐英剛結婚,兩年後,生了兒子唐遠波,又過兩年再生二子唐遠輝。

    章亞若雖給唐英剛連生了兩子,因性格不合,兩人感情並不是很好。唐英剛思想保守,性格溫和,話語極少,除了上班,極少外出。章亞若少女時代讀書的南昌女中,係教會所辦,老師大多係外國人,這些老師在教學生知識的同時,也向學生介紹一些西方新思潮,還有的老師極力主張女性解放,走向社會,張揚個性。正在成長的章亞若受他們的影響甚大,無論是思想到生活,與一般女孩不同。她與唐英剛結婚後,仍經常外出與其他男人跳舞、聚會、看電影、唱新戲。唐英剛對章亞若的行為難以接受,經常指責、幹預她的外出。這樣,夫妻之間的裂痕愈來愈深。

    1936年的一天,唐英剛與章亞若發生爭吵後,在極度痛苦中自殺。

    唐英剛一死,年輕的章亞若在唐家待不住了,丟下兩個兒子回到了娘家。

    20世紀30年代末,日軍打到江西,章家幾經輾轉,遷到江西南部重鎮贛州市。

    那時,章家人口較多,每天開支甚大。為了生活,章亞若的母親便動員兒女們各顯神通,自謀職業。章亞若此時雖然經歷了一次失敗的婚姻,但也只有23歲,加上她有文化,人又長得漂亮,很快被蔣經國看中,將她調到自己主持的「三青團江西支部訓練班」工作。「三青團幹訓班」一結束,蔣經國又將她調到贛南專員公署,擔任他的專職秘書。這樣,蔣經國、章亞若就走得更近了。遠在重慶的蔣方良,因與贛南隔著千山萬水,對此毫不知情。

    蔣經國與章亞若的婚外情,很快被其手下察覺。

    沒過多久,此消息傳到了蔣介石、陳立夫的耳朵裡。

    對兒子的婚外情,蔣介石起先並未太重視。可陳立夫對此有不同看法,原因有二:其一,蔣經國當年去贛南,是他提的建議。現在將經國出了問題,他覺得自己有責任和義務幫其改正。其二,蔣經國係國家元首的兒子,蔣家人的言行,即使是私事,對社會、國家均有影響。如果這件事讓外面的人知道了,對蔣介石的形象會有影響。

    此外,陳立夫在政治上雖然歪門邪道,心狠手毒,在男女關係方面卻又相當規矩。他恐怕是國民黨陣營中極少數不拈花惹草的高官之一,吳稚暉、于右任曾稱讚過他的操守。他對國民黨高官中操守不好、道德敗壞者十分痛恨,管不了的他沒有辦法,管得了的他一定要管。

    1941年秋,章亞若在桂林為蔣經國生下兩子,消息很快傳到了重慶。章亞若考慮,不應老使她和孩子的身份不明不白,要名正言順地成為蔣家的人。而要正名,首先必須使她與蔣經國的關係明朗。

    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她對蔣經國談了自己的想法。對章亞若提的這個問題,蔣經國不敢答應。

    為了使兒子不受輿論譴責之苦,蔣介石決定將蔣經國調回重慶。對遠在桂林的章亞若,蔣介石則萌生了一個極其毒辣的計劃——殺死。

    誰去處理這件事呢?蔣介石想來想去,覺得最好是交給陳立夫去辦。

    一天,蔣介石將陳立夫召到上清寺的官邸說:「經國與江西那個女人的事,已經在贛南、桂林兩地有不少流言,此事對我們家裡的名聲損害很大。我教子無方,才出了這樣的事情。我準備將經國調回來。現在的問題是那個女人,她住在桂林,經常在外面說她生的兩個兒子是經國的,還說經國如何如何喜歡她,她要向經國要正式名分,還聲言要與經國舉行正式婚禮,這成什麼體統?我們不是一般的家庭,名譽很重要,再不能讓這個女的到處叫喊要名分,要與經國結婚,把我們家的名譽搞壞了。我想這事要你給我們家分個憂,那個女的也交給你去處理掉。事情要高度保密,不能讓他人知道。」

    陳立夫聽了,滿口答應道:「我馬上找人處理此事。其實,我對這件事早有此想法,你考慮的與我想的一樣,再不處理,經國將來在社會上毫無形象。共產黨要知道了,更要大做文章。」

    陳立夫從蔣介石那裡出來後,立即召來中統特務頭子顧建中,密謀了秘密處死章亞若的方案。其方法和步驟是:既不槍打,又不用刀刺,派兩名特務到桂林用重金買通省立醫院的醫生或護士,利用給章打針的機會,將毒藥倒入針劑中,再將毒液注入章的肌膚,將章毒死。

 

1941年11月,兩名特務到達桂林。他們偵察了章亞若的所有情況,包括住地、經常去的地方,接觸的人等。然後,成功地收買了該院內科一姓王的醫生。

    一天,章亞若的一個友人請客,請章出席。章本不願參加,後來怕別人有意見,便丟下兩個小孩去了。由於都是熟人,大家在桌上邊吃邊談,邊談邊吃,一晃就是兩三個小時。

    不知何因,章亞若回家時,突然頭痛胸悶,上吐下瀉,臉色蒼白,親友們見狀,連夜將她送往省立醫院救治。經過一陣搶救,章亞若有所好轉。

    就在這時,醫院的王醫生突然出現了。他走進章亞若的病房說:「晚上還要給章亞若打一針。」

    大家以為,他是醫生,給章亞若打針,是治病,沒有人想到他是被特務收買的醫生。

    到了晚上,王醫生來到章的病房打針。他先給章亞若注射右手,覺得不方便,然後再打左手,這一針順利地紮了進去。針抽出不一會兒,章亞若感到揪心似的難受,大叫了一聲「哎喲……」

    喊聲一停,章亞若就不省人事,並閉上了眼睛,手腳掙扎一陣後,就再也不能動了。

    醫院的醫生、護士都來了,經全力搶救,仍無濟於事,醫院給她診斷的結果是「血中毒」。至於血是怎麼中毒的,醫生們就無法知道,也無法解決了。

    章家的人都感到章亞若死得不正常,因怕再遭毒手,帶著章亞若的兩個小孩匆忙逃走。

    事後,陳立夫將此事直接告訴了蔣經國,並且說是遵照其父的意思做的,旨在維護他的形象,使他將來有個好前途。

    蔣經國得到此消息,心中十分苦痛。據日本著名學者小谷豪冶郎1990年4月在臺灣出版的《蔣經國先生傳》中說,蔣經國對章亞若感情很深,他得知章亞若的死訊時,哭過好幾場,而且眼睛哭腫了,為了掩飾,他還特地叫人去買了一副黑眼鏡戴上。

    過去,一些寫蔣氏父子的書談到章亞若之死時,都說是戴笠的軍統特務毒死的。直到2004年,逃往臺灣的國民黨老特工、保密局退役少將谷正文在接受《華聲》週刊記者訪問時,才公開向社會說出:「蔣經國的情人章亞若,是蔣介石、陳立夫下令中統謀殺的。」

    谷正文的說法,為人們解開了一個60餘年的大謎團。

    這裡還需提一筆的是,2006年1月26日,蔣孝嚴在臺灣《中國時報》上撰文說,他母親當年在桂林被害,是其父的部下所為,而且連他們兄弟也想除掉,至於是誰行兇的,文中沒有說明。筆者看過此文後,認為蔣的說法不太可信。因為,涉及到蔣經國情人、兒子生命攸關的問題,沒有蔣介石、陳立夫這類人下令,一般人是不敢去幹的。(濟南時報)

夫人蔣方良一生坎坷 晚年喪夫喪子孤獨淒涼

  從前蘇聯到大陸到臺灣的離鄉背井,從喪夫到一連失去三個兒子的死別,蔣方良的遭遇只能用坎坷不平形容。

    蔣方良是俄羅斯人,她和蔣經國是在前蘇聯認識的。

    蔣經國不喜女人幹政,不希望蔣方良和官太太們攪和搞小圈圈,所以她的生活範圍愈縮愈窄,來往的只剩那群從大陸到臺灣、能講一口寧波話的老友。當丈夫當上「行政院長」時,她並未因貴為「院長」夫人,而生活有所改變,反倒得割捨掉她的興趣:有一天蔣經國告訴她,不希望人家講「院長夫人也打麻將」,就這一句話,蔣方良自此沒上過牌桌。

    從大陸到臺灣,對蔣方良而言,像是又失去一個故鄉,一切都得重新開始。但蔣方良清楚,日子還是要過下去。她自我安慰,孩子丈夫在哪兒,哪兒就是故鄉。她萬萬想不到兩岸的隔絕並不亞於冷戰時期的中國大陸和前蘇聯,在臺灣40多年的日子裡,她既回不了故國,也踩不到大陸故土,對原鄉的強烈思念,只能藏在心底最深處。

    不過,這個以夫為天,以兒女為中心的母親當時雖然無法擁有自己的生活,至少還有先生和孩子。蔣經國在世時,蔣家對家庭成員的生日十分重視,包括蔣經國、蔣方良和四個兒女的生日,以及蔣經國夫婦的結婚紀念日,全家一定回家團聚在一起,舉辦一場簡單的家庭聚會,切蛋糕、開香檳。有時蔣經國興致高,除了當場親吻蔣方良外,也會在兒女的起鬨、簇擁下,與愛妻共舞,十分熱鬧。因此,他們的家居照片常有親吻鏡頭。

    1925年底,蔣經國由蔣介石批準到莫斯科去留學,後到了烏拉爾重鋼鐵廠工作。1934年,18歲的芬娜剛從工人技術學校畢業,來到烏拉爾重鋼鐵廠當女工。由於處處受到蔣經國副廠長的悉心照顧,芬娜內心感激不已。人在異鄉的蔣經國臥病時,她悉心奉侍湯藥。1935年3月,這對異國情侶結下白首之盟。後來芬娜改名「蔣方良」,從而改變了她的一生。

    蔣介石的家庭有個俄國媳婦,不難想像,蔣方良在那個複雜的家庭裡承受著多大的壓力。從前蘇聯到中國大陸,蔣方良沒讓蔣家失望,她徹底將自己變成一個中國人,一口寧波話講得比蔣經國還地道。

    後來,兒女長大各自成家,官邸內只剩兩老彼此扶持。蔣方良的日子寂寞、孤獨,但總還有個老伴可依靠。而這惟一的依靠,也隨著蔣經國和三個兒子相繼去世,逐漸消失得無影無蹤。

    誰也沒想到,蔣方良兒女成群,老來竟會飽嘗孤寂和淒涼。1988年蔣經國去世後,短短8年內,蔣方良的三個兒子一個接著一個病逝,這是她生命中的椎心之痛。

    大兒子蔣孝文在蔣經國走後第二年,因鼻咽癌過世,這是蔣方良首嘗白髮人送黑髮人的哀戚。本被外放新加坡的二兒子蔣孝武掛念年邁母親孤苦無依,在父逝後積極請調回臺,未料在新職發表前夕,突然病逝榮總。這個打擊,讓蔣方良崩潰,她再怎麼堅強,也無法抑制情緒,在眾人面前掩面而泣。

    1996年底,她僅存的小兒子蔣孝勇也因食道癌在榮總過世。蔣孝勇生前曾說過,蔣方良最怕走的一段路,就是從大直官邸到榮總醫院。她的三個兒子都是在榮總去世,每一通來自榮總的電話鈴聲,都是催促她再趕一趟傷心路程。

    本來就已經沒有聲音的日子,隨著孩子不斷離世,更加寂靜。蔣方良變得不言不語也不再哭泣。據這幾年到過蔣家的人說,蔣方良經常一個人痴痴地凝望著蔣經國和四個孩子的照片,一看就是大半天,那臉上無助的神情,看了令人心酸。(廈門日報)

章亞若打破家庭和睦 蔣方良最終接受「情敵」

    原名芬娜?伊巴提娃?瓦哈瑞娃的蔣方良,生性活潑開朗,幫助丈夫蔣經國在政治的領域上開創事業,蔣方良也被視為勤勞簡樸、克己奉公的賢內助;然而,青年女子章亞若的出現,打破了蔣家的和睦;蔣方良最後則接受中國社會常規束縛,把一切埋在了心。

    蔣介石替她取中文名

    1937年3月,蔣經國(蘇聯名為尼古拉)帶著芬娜回到中國,不僅在溪口老家舉行了中式婚禮,公公蔣介石替她取中文名字為蔣方良,芬娜還在蔣經國生母毛氏身上,看到了中國常規女人的克勤克儉、隱忍寬厚的品格,這成為她日後在蔣家的生活標準。

    1938年4月1日,蔣經國被任命為江西省保安處少將副處長,開始了他的政治生涯,生性活潑開朗的蔣方良,很快與當地的青年人打成一片,幫助丈夫進行大刀闊斧的社會改革。

    當時,蔣經國為減輕當地婦女生活負擔,興辦幼稚園、育兒院和慈善事業,蔣方良則義無反顧的擔任育兒院院長,親自帶頭上街募捐。

    最終接受章亞若「插足」

    這對人人稱頌的「鴛鴦」,因為青年女子章亞若的出現,打破了小兩口的家庭和睦。章若亞後來為蔣經國生下兩子,即章孝嚴與章孝慈。而蔣方良在「二奶」事件中的看法和表現,各界說法不一,但蔣方良最終接受中國社會常規束縛,把看到的一切埋在心裡。綜合

    蔣方良險遭阿扁「掃地出門」

    臺軍方高層官員透露,蔣方良居住的「七海官邸」,緊鄰臺「海軍總部」之旁,但陳水扁擔任臺北市長時,市政府一度單方面發表都市計劃,要將「七海」劃為公園預定地,差點要將蔣方良「掃地出門」,經力爭才挽回。

    陳水扁曾透過「友人」表示,他在沒有「法源」的情況下,仍然堅持對蔣夫人的照顧。但據瞭解,在蔣方良最後的幾年中,臺「國安局特勤中心」雖仍派車接送蔣經國遺孀蔣方良女士的醫療人員,但「七海官邸」現只有一部座車、3部特勤人員車,待遇已大不如前。蔣方良在「七海」的老司機胡獻堂曾述說世態炎涼,蔣方良晚年只靠撫卹金過日子,連出門旅行都不寬裕,更別提回俄羅斯探望親人。(重慶晨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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