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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不多先生傳       作者：胡適

 

          你知道中國最有名的人是誰？提起此人，人人皆曉，處處聞名，他姓差，名不多，是各省各縣各村人氏。你一定見過他，一定聽過別人談起他，差不多先生的名字，天天掛在大家的口頭，因為他是中國全國人的代表。

        差不多先生的相貌，和你和我都差不多。他有一雙眼睛，但看的不很清楚；有兩隻耳朵，但聽的不很分明；有鼻子和嘴，但他對於氣味和口味都不很講究；他的腦子也不小，但他的記性卻不很精明，他的思想也不細密。

        他常常說：「凡事只要差不多，就好了。何必太精明呢？」

        他小時候，他媽叫他去買紅糖，他買了白糖回來，他媽罵他，他搖搖頭道：「紅糖，白糖，不是差不多嗎？」

        他在學堂的時候，先生問他：「直隸省的西邊是哪一省？」他說是陝西。先生說：「錯了，是山西，不是陝西。」他說：「陝西同山西，不是差不多嗎？」

        後來他在一個錢鋪裏做夥計；他也會寫，也會算，只是總不會精細；十字常常寫成千字，千字常常寫成十字。掌櫃的生氣了，常常罵他，他只笑嘻嘻地賠小心道：「千字比十字多一小撇，不是差不多嗎？」

        有一天，他為了一件要緊的事，要搭火車到上海去， 他從從容容地走到火車站，遲了兩分鐘，火車已開走了。他白瞪著眼，望著遠遠的火車上的煤煙，搖搖頭道：「只好明天再走了，今天走同明天走，也還差不多；可 是火車公司未免太認真了。八點三十分開，同八點三十二分開，不是差不多嗎？」他一面說，一面慢慢地走回家，心裏總不很明白為甚麼火車不肯等他兩分鐘。

        有一天，他忽然得一急病，趕快叫家人去請東街的汪先生。那家人急急忙忙跑去，一時尋不著東街的汪大夫，卻把西街的牛醫王大夫請來了。差不多先生病在脇上，知道尋錯了人；但病急了，身上痛苦，心裏焦急，等不得了，心裏想道：「好在王大夫同汪大夫也差不多，讓他試試看罷。」於是這位牛醫王大夫走近脇前，用醫牛的法子給差不多先生治病。不上一點鐘，差不多先生就一命嗚呼了。

        差不多先生差不多要死的時候，一口氣斷斷續續地說道：「活人同死人也差……差……差……不多，……凡事只要……差……差……不多……就……好了，何……必……太……太認真呢？」他說完了這句格言，就絕了氣。

        他死後，大家都很稱讚差不多先生樣樣事情看得破，想得通；大家都說他一生不肯認真，不肯算帳，不肯計較，真是一位有德行的人。於是大家給他取個死後的法號，叫他做圓通大師。

        他的名譽愈傳愈遠，愈久愈大，無數無數的人，都學他的榜樣，於是人人都成了一個差不多先生。──然而中國從此就成了一個懶人國了。




胡 適 的 精 神 ：自 由 與 理 性

作者：周 質 平

     胡適（1891～1962），現代中國著名的學者，思想家，政論家，外交家，自由民主和人權的鬥士。生在上海，死在臺北。

     在中國現代化的過程中，胡適是一個中心人物。從提倡白話文到批判舊禮教，從“整理國故”到“全盤西化”，他不但是提倡者，也是總結成果的人。就 學術研究而言，胡適的影響及於中國哲學，史學，文學各個層面。甚至於近代中國語法研究，胡適也是少數先驅之一。

     就社會改革而言，從喪禮改革到婦女解放，從個人主義到“好人政治”，這些口號和運動都是和胡適分不開的。他幾乎成了二十世紀初期，中國新思潮的 總匯：因此，新文化運動所引起的種種結果，都或多或少的歸結到了胡適的身上。在一段相當長的時期中，胡適成了一個不是“首功”就是“罪魁”的兩極人物。

     在濁浪滔天，充斥著殺伐革命的中國現代史上，胡適代表的是清流和理性。他不相信權威，不相信捷徑，不相信有“包醫百病”的“萬應靈丹”，不相信 社會主義，也不相信“知難行易”的三民主義。他相信要怎麼收穫，先怎麼栽；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他相信“功不唐捐，努力不會白費；他相信“容忍比自由還 更重要”。

     在胡適的著作中，雖不乏對中國文化嚴厲的批評，和對西洋文明的熱烈讚揚，但這種種都絲毫不影響他對中國文化的依戀和愛護。他一生的終極關懷始終是中國文化的重建和再造。

     胡適思想在今日依舊是所有獨裁和暴力的死敵。我們深信：只要中國人對自由，民主，理性，科學的追求不死，胡適思想就有它不死的時代意義。

新詩老祖宗--胡適

胡適是中國新詩的開山祖,他自己則戲稱為-新詩老祖宗-,胡適與新詩,這其中自有著很大的因緣值得我們去探索. 胡適,字適之,世居安徽績溪,民國前二十一年出生於上海,二十歲赴美留學,後來獲得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學位.民國六年返國,任北京大學教授,抗戰期間,曾出 任駐美大使,勝利之後為北京大學校長,旅美期間,先後任教於哈佛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加州大學\普林斯頓大學,民國四十七年來台主持中央研究院,任院長 職,五十一年逝世於南港任所,享年七十一歲.著有<中國古存代哲學史><白話文學史料><胡適文存>等書. 中國新文學運動,胡適是最重要的啟蒙人,早在民國六年一月,他即發表<文學改良芻議>,提出當時文學的八個主張,也就是後來的八不主義: 一.不做-言之無物-的文字 二.不做-無病呻吟-的文字 三.不用典 四.不用套語爛調 五.不重對偶-文須廢駢詩須廢律 六.不做不合文法的文字 七.不摹倣古人 八.不避俗話俗字 他主張使用-白話-做為文學語言改革的基礎,對於白話他的看法是: 一.白話的-白-,是戲台上<說白>的白,是俗語<土白>的白,故白話即是俗話. 二.白話的-白-,是<清白>的白,是<明白>的白,白話但須要[明白如話],不妨夾幾個文言的字眼 三.白話的-白-,是<黑白>的白,白話便是乾乾淨淨沒有堆砌塗飾的話,也不妨夾入幾個明白易曉的文言字眼. 民國七年四月,胡適在<建設的文學革命論>認為中國若想有活文學必須用白話,必須用國語,必須做國語的文學.所以胡適的<建設新文學 論>的唯一宗旨只有十個大字/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這種見解在當時即引起極大的回響. 民國八年十月,胡適又發表了一篇重要論文<談新詩>以為中國文學的革命運動,先要語言文體的解放,若想有一種新內容和新精神,不能不先打破那 些束縛精神的枷鎖銬鐐.他說: 中國近年的新詩運動,可算是一[詩體大解放],因為有了這一層詩體的解放,所以,豐富的精神,精密的觀察,高深的理想,複雜的感情,方才能跑到詩裡去.

胡適和女人

別看胡適很正派，他也曾多次轉述錢玄同說章太炎講某首杜詩好像是很”黃”的故事。他認為「纏足」是”中國文化”。他在1921年談過《女子問題》，內容是 女子的解放與改造，從形體與精神的解放到「研究如何使女子成為人，用何種方法使女子自由發展。」講女子如何自立、獨立。另外，他的”獨身主義”先驅觀念很 有意思。 周質平的《胡適與韋蓮司─深情五十年》（聯經）和逯耀東《胡適身在此山中》（收入《胡適與當代史學家》，三民書局）都為我們講了很不錯的胡適的”立情”故 事（或小說）。胡適一生中看過多少朋友在情海中各隨其緣分而聚合：徐志摩、趙元任、蔣夢麟等人的證婚（蔣的”晚節不保”再婚故事一樣有浪漫的以及古典的悲 哀）。 胡適是少數了解身為”公家人（公僕）”要在私生活上謹慎的。他這樣規勸蔣夢麟晚年再婚，也在《口述自傳》中舉威爾森選美國總統時有許多人是經”內心爭戰良 久才投他的票”，因為威爾森在做普林斯頓校長時，竟送花給某教授的太太… 我們看胡適的晚年言行，了解他稱呼太太也曾用過：「江冬秀，妳（這輩子）從來沒這樣讚美我的…」（本段非原來文字，僅記下其意義。） 胡適的嗜好，通常可以”有小觀”，因為他有恆心，從找研究資料到收集火柴盒、中文聖經版本、怕老婆的故事等等，都成有”恆產”者。他的怕老婆的故事及哲 學，也很有意思的，因為這是理學的發揚光大：「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推廣，所以同一個國家的怕老婆故事集，是可以反映出該國的政治的藝術的（詳後文）。 「藝術」的意思應該推廣來看，最有名的例子是西方文藝復興名人馬基維利（N. Machiavelli，1469－1527）把政治看成像雕塑人像或裝飾義大利豪宅屋頂般的藝術。布克哈特（J. Burckhart，1818－1897）的名著《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文化》的第一篇名為「作為一種藝術的國家」，不了解那一百多頁的「戰國群雄 （英）」的朝廷、廷臣、外文、戰爭等，而光看美術品，那麼對義大利的歷史、史識及文化就所知有限。我們的「民國史」可能是歷盡滄桑，生民塗炭，不過胡適也 曾提過聯省自治的見解（”多國論”）。 胡適的怕老婆俱樂部會長”風聲”，可能是”此地無銀三百兩”式的反諷說法。何炳棣在《讀史閱世六十年─胡適先生雜憶》（載《歷史月刊》，1993年11月 號）中有一段極精華的胡適兒子說他老爸的話： 「……記得有一次我告訴祖望，我多年講授中國通史，有兩篇適之先生妙趣橫生的文章是全班必讀的：一是講禪宗的＜中國的印度化＞；一是《中國『二十世紀』文 藝復興》五講中有關中國傳統婦女的一文。後者指出傳統中國婦女不但遠不如一般想像之低，而且沒有其它任何傳統文化產生過比中國還多的、以怕老婆為主題的故 事和小說。這看法雖太偏頗，但用以矯正近代西方社會學家相反偏激的方法是幽默而又有效的。祖望聽了之後，不由地指出世上確有不少笨伯認為適之先生是終身懼 內的。他向我提出：『炳棣兄，請問哪一位洋洋得意向全世界宣揚傳統中國文化是一個怕老婆文化的人，會是真正怕老婆的呢？那真怕老婆的人，極力隱藏還來不 及，怎敢公開宣揚呢？』知父莫若子，祖望的觀察是具有權威性的。……」 胡適晚年對婚姻的看法，或可以從下述致詞中了解一般。 「…一直到結婚那天才見面的。我有兩句詩：『寧願不自由，也就自由了。』──這就是說有了拘束。『寧願不自由，也就自由了』，可以在今天P. T. T.俱樂部裡對全體同人說的話。以後歡迎同人眷屬到我家裡來玩。最後謝謝大家的好意。」 馬基維利的怕老婆者下地獄的故事與國運，都可以請胡適來說些故事： 「…我真正的收藏，是全世界各國怕老婆故事。這個沒有人知道。這個很有用，的確可以說是我極豐富的收藏。世界各種文字的怕老婆故事，我都收藏了。在這個收 集裡，我有一個發現，在全世界國家裡，只有三個國家是沒有怕老婆的故事的，一是德國，一是日本，一是俄國。──當時俄國是我們的同盟國，所以沒有提起它， 而義大利倒有很多的怕老婆故事，我預料義大利會跳出軸心國的，不到四個月，義大利真的跳出來了。現在我們從這個收藏裡可以得到一個結論：凡是有怕老婆故事 的國家都是民主自由的國家；反之，凡是沒有怕老婆故事的國家，都是獨裁的或是極權的國家。」

胡適如何「示子」

　胡適在五四前後的新派人物中，向以溫和包容見知於世，但在一九三○年六月二十九日寫給長子祖望的信中，我們卻看到了少有的嚴厲： 祖望： 　今天接到學校報告你的成績，說你「成績欠佳」，要你在暑期學校補課。 　你的成績有八個「４」，這是最壞的成績。你不覺得可恥嗎？你自己看看這表。 　你在學校裡幹的什麼事？你這樣的功課還不要補課嗎？ 　我那一天趕到學堂裡來警告你，叫你用功做功課。你記得嗎？ 　你這樣不用功，這樣不肯聽話，不必去外國丟我的臉了。 　今天請你拿這信和報告單去給倪先生看，叫他准你退出旅行團，退回已繳各費，即日搬回家來，七月二日再去進暑期學校補課。 　這不是我改變宗旨，只是你自己不爭氣，怪不得我們。 　 爸爸。 　十九，六，廿九 　這真是一封聲色俱厲的信。 　胡祖望生在一九一九年三月十六日，寫這封信的時候，剛過十一歲生日不久！跟一個十一歲的孩子講「可恥」，「丟我的臉」，「不爭氣」，真不知祖望能懂得多 少。一個最能演說，最能運用「大眾語」使「婦孺能解」的白話文大師，在和自己兒子說話的時候，怎麼就忘了祖望只不過是一個十一歲的孩子啊！ 　這封信收在一九九四年由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主編，安徽黃山書社影印出版的《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中。在現有的材料中，胡適「示子」的家書， 僅得給胡祖望信兩通，胡思杜信四通。 　在另一通給祖望信中，胡適訓勉兒子要「操練獨立的生活」，「操練合群的生活」，要「感覺用功的必要」。在第一條之下，他指出： 　最要緊的是做事要自己負責任。你功課做的好，是你自己的光榮；你做錯了事，學堂記你的過，懲罰你，是你自己的羞恥。做的好，是你自己負責任；做的不好， 也是你自己負責任。…… 　這樣的口氣與其說是一封寫給孩子個人的信，不如說更像校長週會時對全體學生的演說。 　在說到「用功」這一點時，胡適有如下一段話： 　你不是笨人，功課應該做得好，但你要知道，世上比你聰明的人多的很，你若不用功，成績一定落後。功課及格，那算什麼？在一班要趕在一班的最高一排，在一 校要趕在一校的最高一排。功課要考最優等，品行要列最優等，做人要做最上等的人，這才是有志氣的孩子。 　這封信寫在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六日，祖望十歲。做名父之後，真不容易！ 　當然，這段話是用淺近的白話寫的。但是這樣的「示子」，無論就內容而言，就語氣而言，與曾國藩的〈諭紀澤〉相去並不太遠。一個新文化運動的領袖，一個主 張「全盤西化」的自由主義者，一個受過完整美國高等教育的現代中國知識分子，在父子的關係上，卻是徹徹底底的中國本位主義者，不但是「中學為體」，而且 「中學為用」。 　一九三九年九月二十一日，胡適任職駐美大使，寫了一封信給江冬秀，在信裡提到他們兩人與孩子的關係： 　冬秀，你對兒子總是責怪，這是錯的。我現在老了，稍稍明白了，所以勸你以後不要總是罵他。你想想看，誰愛讀這種責怪的信？…… 　你和我兩個人都對不住兩個兒子。現在回想，真想補報，只怕來不及了。以後我和你都得改變態度，都應該把兒子看作朋友。他們都大了，不是罵得好的了。你想 想看，我這話對不對？…… 　……我真有點不配做老子。平時不同他們親熱，只曉得責怪他們功課不好，習氣不好。 　我初讀這封信曾大受感動。試問有幾個父母能有如此悔悟？能有幾個父母曾把孩子當朋友看待？可悲可慘的是等我們悟到錯待孩子的時候，孩子往往已經不再是孩 子了。許多事一生都只有一次機會，一旦失去是不能重來一回的。 　胡適在一九二粼年八月，生女兒素斐，一九二五年五月素斐病逝，死時還不到五歲。一九二七年二月五日胡適在紐約作悼亡女《素斐》的詩，收入《嘗試後集》， 在作詩的當天有信給江冬秀： 　我想我很對不住她（作者案，素斐）。如果我早點請好的醫生給她醫治，也許不會死。我把她糟掉了，真有點罪過。我太不疼孩子了，太不留心他們的事，所以有 這樣的事。今天我哭她，也只是怪我自己對她不住。 　「太不疼孩子，太不留心他們的事」，我想是許多「成大事，立大功」的父親所共有的懺悔。胡適至少還是個能經常反省的父親，有多少從不過問孩子生活的父 親，就連這點慚愧也不曾有過。 　中國的倫理規範一方面極重視家庭；但另一方面，卻又強調一個男人不能為家室所羈絆，所謂「男兒志在四方」，所謂「兒女情長，英雄氣短」，這些大家耳熟能 詳的老話，在一定程度上，都是為一個有家而不回家的男人提供了最有力的理論依據。「家」只是一個「老弱婦孺」的收容所，這反映的當然不只是一個倫理問題， 也是一經濟問題。但中國傳統的倫理觀念縱容甚至鼓勵父親不為孩子所累，也是不爭的事實。而五四時期，許多新派的知識分子，在這一點上，卻又是相當傳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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