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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嗣同詩詞選

獄中題壁

望門投止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

潼關

終古高雲簇此城，秋風吹散馬蹄聲。河流大野猶嫌束，山入潼關解不平。

武昌夜泊

秋老夜蒼蒼，雞鳴天雨霜。星河千里白，鼓角一城涼。
鐙炫新番舶，磷啼舊戰場。青山終不改，人事費興亡。

桂花五律

湘上野煙輕，芙蓉落晚晴。桂花秋一苑，涼露夜三更。
香滿隨雲散，人歸趁月明。誰知小山意，惆悵遍江城。

別意

志士歎水逝，行子悲風寒。風寒猶得暖，水逝不復還！
況我別同志，遙遙千里間。纜祛泣將別，芳草青且歇。
修途浩渺漫，形分腸斷絕。何以壓輕裝，鮫綃縫雲裳。
何以壯行色，寶劍丁香結。何以表勞思，東海珊瑚枝。
何以慰遼遠，勤修惜日短。墜歡無續時，嘉會強相期。
為君歌，為君舞，君弟行，毋自苦。

譚嗣同

生平

其父為湖北巡撫譚繼洵，5歲讀書，15歲學詩，20歲學文。鑽研儒家典籍，廣泛涉獵文史百科，對中國舊學有較深造詣。同時其又致力自然科學之探討，鄙視科 舉，喜好今文經學。後往來於直隸、甘肅、新疆、陝西、河南、湖北、湖南、江西、江蘇數省，察視風土，結交名士，有「風景不殊，山河頓異；城郭猶是，人民復 非」的感慨。

1895年中日《馬關條約》簽訂，譚嗣同異常不滿，即努力提倡新學，呼號變法，並在家鄉組織算學社，集同志講求鑽研，同時在南台書院設立史學、掌故、輿地 等新式課程，開湖南全省維新風氣之先。1896年2月入京，結交梁啟超、翁同和等人。旋奉父命，入貲為江蘇候補知府，供職南京。

曾遊歷天津、湖南、湖北等地。1896年底重抵南京，閉戶養心讀書，成《仁學》2卷。1897年，協助湖南巡撫陳寶箴等人設立時務學堂，籌辦內河輪船、開 礦、修築鐵路等新政。1898年，創建南學會、主辦《湘報》，積極宣傳變法，成為維新運動的激進派。同年4月，得翰林院侍讀學士徐致靖推薦，被征入京，擢 四品卿銜軍機章京，與林旭、楊銳等人參與新政，時號「軍機四卿」。

當宮中後黨密謀政變，光緒帝傳密詔康有為等設法相救時，即「拔刀以救上自任」。9月18日夜，譚嗣同前往法華寺爭取袁世凱支援，殺榮祿、囚慈禧，不料袁世 凱向榮祿告密。變法失敗後，於1898年9月28日在北京宣武門外的菜市口刑場英勇就義，臨刑前高呼：「有心殺賊，無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同時 被害的維新人士還有林旭、楊深秀、劉光第、楊銳、康廣仁，六人並稱「戊戌六君子」。後人將其著作編為《譚嗣同全集》。

著作

譚曾著《仁學》一書，認為世界是由物質的原質所構成，其本體是「仁」，世界的存在和發展都是由於「仁」的作用，故稱其哲學為「仁學」。「仁」是萬物之源，「以通為第一義」。

而「以太」則是溝通世界成為一個整體的橋樑。由於「以太」「不生不滅」，所以就肯定了自然界和人類社會不是靜止的、停頓的，而是不斷運動、變化和發展的，批判了「天不變，道亦不變」的頑固思想，從變易中論證其改革社會制度的政治理想。

並且認為封建「名教」是維護專制主義的精神支柱，號召人們衝決君主、倫常、利祿、俗學、天命、佛法等封建網羅。對秦漢以來封建專制制度的抨擊尤為猛 烈，認為君主專制是一切罪惡的淵藪，提出「彼君之不善，人人得而戮之」。在批判專制制度的同時，還提出了發展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以及變法等主張。

《仁學》一書還有驚人之議：「二千年來之政，秦政也，皆大盜也；二千年來之學，荀學也，皆乡愿也。惟大盜利用乡愿，惟乡愿工媚大盜」。

其候刑時，據說曾題詩「望門投止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而據史學家黃彰健考證，原詩應為「望門投止憐張儉，直 諫陳書愧杜根；手擲歐刀仰天笑，留將公罪後人論。」現在所見的「望門投止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應是由康有為和梁啟超 所改。




【譚嗣同】（1865～1898）近代思想家、政治家、詩人。字復生，號壯飛，又署華相眾生、東海褰冥氏、通眉生。湖南瀏陽人。少年時喪母，讀書廣博卻屢 試不第。為人生平好任俠，胸懷濟世大志。甲午海戰後轉學「西學」，投身變法洪流，得到康有為、梁啟超的賞識。光緒二十二年（1897）開設時務學堂，次年 又成立南學會，後創辦《湘報》，宣傳變法思想。不久入京任四品御街軍機章京，受光緒器重。後因戊戌變法失敗就義，為「戊戌六君子」之一。他的思想集中體現 於著作《仁學》中，要求衝破束縛，實行變革，體現於文學創作中：譚嗣同現存詩200餘首，大致可分為兩類：一類詩約作於其30歲前，或直面現實，或借景抒 情，感情真摯熱烈，氣勢豪邁，洋溢著積極進取的愛國熱情；另一類詩為受梁啟超「詩界革命」口號影響所作，將新學思想運用於詩歌創作中，在詩中運用許多的新 名詞，但除此以外並無太大意義。在散文創作方面，譚嗣同最初學桐城派，後來他打破了桐城派古文的框架，創造了一種句法嚴謹、內容充實、語言簡練的新體散 文，並且極力推崇「報章文體」，為散文向通俗化、社會化發展做出了貢獻。




「政治思想界裡的彗星－譚嗣同」摘要整理

　　「慈父嚴母」的教導→養成譚嗣同能堅守諾言、倔強能自立的性格。從小即接觸各種中國傳統的學術思想。興趣廣博，行動不羈，好與人辯。在仁學方面，受到墨子的影響很大。鑽研莊子之後，認為中國自有其立國之道，對西學思想微不足道。

　 　譚嗣同為學最初是桐城古文，後來特別喜好魏晉人的駢文，反對唐宋以後的古文。譚嗣同作治言一文，認為西洋各國的政治制度出於中國墨學，並主張振興中國的 物質科學，因而走遍中國遊歷各地。而後閱覽群書之後，特別強調孟子和黃宗羲的民本觀念，同時認識到中國若單是講求船堅炮彈，而不模仿西洋的政治制度，則足 以滅中國，因而提出反對君主專制、綱倫名教，極力排滿，反靜儉而主動求通，得到日新變法的論證。他認為要挽救中國的危亡必須使中國的變法運動成功，改善中 國的政治制度與經濟，更主張以大規模的生產方式來發展中國的工業、商業和農業。認識到帝國主義者的經濟侵略，足以滅亡中國，因而主張振興商務與外國進行商 戰，以抵制他們的經濟侵略而使中國富足。

　　開始積極要求變法的關鍵戰役－中日戰爭。他認為變法要從團結志士作育人才開 始做起，進而介紹西洋的科學知識，開創講新學的風氣。後來讀了康有為的新學偽經考之後，大為嘆服，因而欣賞康有為。後來因緣際會認識了梁啟超，梁啟超介紹 康有為的學說和政見，發現到彼此兩人的觀點頗為接近，因而對康有為更加佩服。

　　當時的德宗決心要變法維新，但是當時他 並沒有握有實權，拿不到權力，因而主張找袁世凱相助，希望能緩急並救助當時的局面。不料袁氏雖然答應承諾，卻背地密告，使得慈禧太后發動「戊戌變法」。而 後遭到保守派的追捕，被捕入獄，最後譚嗣同與楊銳等六人被斬於菜市口刑場，臨刑時慷慨神色不變，其臨終遺言曰：「有心殺賊，無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 哉！」

　　譚嗣同政治思想的特色，第一個就是抨擊君主專制和清朝政權。他由反君主專制以及反異族統治，進而排滿大義。因 為當時清廷統治者的民族歧視政策使得整個民生困窘，塞蔽其智力，因而激發他革命的動機。第二個有關於譚嗣同政治思想的則是批判封建倫常禮教。他認為封建統 治階層利用「名教」來箝制人民的思想，其中為禍最烈的就是「三綱五德」，那個是統治者用來奴役人民的工具。因此他對「忠君」、「死節」、「孝道」、「貞 節」等封建道德給予尖銳的批判。他之所以這樣深切厭惡封建的倫理道德，主要固然由於他渴望能達成其對「仁－通」境界的追求，和極端憤慨當日清廷異族統治， 所造成國亡無日的危機，可是與他個人少年時代曾受庶母虐待，及婚姻不美滿的不幸遭遇，頗有關聯。第三個則是頌揚西方國家的社會安全生活方式。他極力反對封 建社會中「主靜」和「崇儉」的生活傳統，鼓吹推行西方國家的社會所盛行的「主動」「尚奢」風氣；提出「反靜儉而主動尚奢」的主張，進而又已「主動」和「尚 奢」的社會風氣為條件，反對封建社會中的「節流」思想，而倡議以機器生產來「開源」，實際上就是要以西方國家的生產方式來代替中國傳統的生活方式。對於西 方那種貧富不均的問題，他認為富者愈富者愈貧的現象亦認為應該設法予以改善，足見譚嗣同在這方面的思想：一方面是要發展資本主義；另一方面又害怕因資本主 義的快速發展而引出未來的社會革命。




譚嗣同---文： 梁啟超

　　譚君字復生，又號壯飛，湖南瀏陽縣人。少倜儻有大志，淹通群籍，能文章，好任俠，善劍術。父繼洵，官湖北巡撫。幼喪母，為父專所虐，備极孤孽苦，故操心危，慮患深，而德慧術智日增長焉。弱冠從軍新疆，游巡撫劉公錦棠幕府。劉大奇其才，將荐之於朝；會劉以養親去官，不果。自是十年，來往于直隸、新疆、甘肅、陝西、河南、湖南、湖北、江蘇、安徽、浙江、台灣各省，察視風土，物色豪傑。然終以巡撫君拘謹，不許遠游，未能盡其四方之志也。

　　自甲午戰事後，益發憤提倡新學，首在瀏陽設一學會，集同志講求磨礪，實為湖南全省新學之起點焉。時南海先生方倡強學會於北京及上海，天下志士，走集應和之。君乃自湖南溯江下上海，游京師，將以謁先生，而先生适歸廣東，不獲見。余方在京師強學會任記纂之役，始與君相見，語以南海講學之宗旨，經世之條理，則感動大喜躍，自稱私淑弟子，自是學識更日益進。時和議初定，人人懷國恥，士氣稍振起。君則激昂慷慨，大聲疾呼。海內有志之士，睹其丰采，聞其言論，知其為非常人矣。以父命就官為候補知府，需次金陵者一年，閉戶養心讀書，冥探孔佛之精奧，會通群哲之心法，衍繹南海之宗旨，成《仁學》一書。又時時至上海與同志商量學術，討論天下事，未嘗與俗吏一相接。君常自謂“作吏一年，無異入山”。

　　時陳公寶箴為湖南巡撫，其子三立輔之，慨然以湖南開化為己任。丁酉六月，黃君遵憲适拜湖南按察使之命；八月，徐君仁鑄又來督湘學。湖南紳士等蹈厲奮發，提倡桑梓，志士漸集于湘楚。陳公父子與前任學政江君標，乃謀大集豪傑於湖南，并力經營，為諸省之倡。於是聘余及等為學堂教習，召歸練兵。而君亦為陳公所敦促，即棄官歸，安置眷屬於其瀏陽之鄉，而獨留長，與群志士辦新政。于是湖南倡辦之事，若內河小輪船也，商辦礦務也，湘粵鐵路也，時務學堂，武備學堂也，保衛局也，南學會也，皆君所倡論擘畫者，而以南學會最為盛業。設會之意，將合南部諸省志士，聯為一氣，相與講愛國之理，求救亡之法，而先從湖南一省辦起，蓋實兼學會與地方議會之規模焉。地方有事，公議而行，此議會之意也；每七日大集眾而講學，演說万國大勢及政學原理，此學會之意也。于時君實為學長，任演說之事。每會集者千數百人，君慷慨論天下事，聞者無不感動。故湖南全省風氣大開，君之功居多。

　　今年四月，定國是之詔既下，君以學士徐公致靖荐被征。適大病不能行，至七月乃扶病入覲，奏對稱旨。皇上超擢四品卿銜軍機章京，與楊銳、林旭、劉光第同參預新政，時號為軍机四卿。參預新政者，猶唐宋之參知政事，實宰相之職也。皇上欲大用康先生，而上畏西后，不敢行其志。數月以來，皇上有所詢問，則令總理衙門傳旨，先生有所陳奏，則著之于所進呈書之中而已。自四卿入軍机，然后皇上與康先生之意始能少通，銳意欲行大改革矣。而西后及賊臣忌益，未及十日，而變已起。君之始入京也，與言皇上無權西后阻撓之事，君不之信。及七月二十七日，皇上欲開懋勤殿設顧問官，命君擬旨，先遣內侍持歷朝圣訓授君，傳上言康熙、乾隆、咸豐三朝有開懋勤殿故事，令查出引入上諭中，蓋將以二十八日親往頤和園請命西后云。君退朝，乃告同人曰：“今而知皇上之真無權矣。”至二十八日，京朝人人咸知懋勤殿之事，以為今日諭旨將下，而卒不下，于是益知西后與帝之不相容矣。二十九日，皇上召見楊銳，遂賜衣帶詔，有朕位幾不保，命康與四卿及同志速設法籌救”之詔。君与康先生捧詔慟哭，而皇上手無寸柄，無所為計。時諸將之中，惟袁世凱久使朝鮮，講中外之故，力主變法。君密奏請皇上結以恩遇，冀緩
急或可救助，詞极激切。八月初一日，上召見袁世凱，特賞侍郎。初二日復召見。初三日夕，君徑造袁所寓之法華寺，直詰袁曰：“君謂皇上何如人也？”袁曰：“曠代之聖主也。”君曰：“天津閱兵之陰謀，君知之乎？”袁曰：“然，固有所聞。”

　　君乃直出密詔示之曰：“今日可以救我聖主者，惟在足下，足下欲救則救之。”又以手自撫其頸曰：“苟不欲救，請至頤和園首仆而殺仆，可以得富貴也。”袁正色厲聲曰：“君以袁某為何如人哉？聖主乃吾輩所共事之主，僕與足不同受非常之遇，救護之責，非獨足下，若有所教，僕固願聞也。”君曰：“榮祿密謀，全在天津閱兵之舉，足下及董、聶三軍，皆受榮所節制，將挾兵力以行大事。雖然，董、聶不足道也，天下健者惟有足下。若變起，足下以一軍敵彼二軍，保護圣主，复大權，清君側，肅宮廷，指揮若定，不世之業也。”袁曰：“若皇上于閱兵時疾馳入仆營，傳號令以誅奸賊，則仆必能從諸君子之后，竭死力以補救。”君曰： 　　
“榮祿遇足下素厚，足下何以待之？”袁笑而不言。袁幕府某曰：“榮賊并非推心待慰帥者。昔某公欲增慰帥兵，榮曰：
　　‘漢人未可假大兵權。’蓋向來不過籠絡耳。即如前年胡景桂參劾慰帥一事，故乃榮之私人，榮遣其劾帥而已查辦，昭雪之以市恩；既而胡即放宁夏知府，旋升宁夏道。此乃榮賊心計險极巧极之處，慰帥豈不知之？”君乃曰：“榮祿固操莽之才，絕世之雄，待之恐不易易。”袁怒目視曰：“若皇上在仆營，則誅榮祿如殺一狗耳。”因相与言救上之條理甚詳。袁曰：“今營中槍彈火藥皆在榮賊之手，而營哨各官亦多屬舊人。事急矣！既定策，則仆須急歸營，更選將官，而設法備貯彈藥則可也。”乃丁寧而去，時八月初三夜漏三下矣。至初五日，袁复召見，聞亦奉有密詔云。至初六日變遂發。時余方訪君寓，對坐榻上，有所擘划，而抄捕南海館（康先生所居也）之報忽至，旋聞垂簾之諭。君從容語余曰：“昔欲救皇上既無可救，今欲救先生亦無可救，吾已無事可辦，惟待死期耳。雖然，天下事知其不可而為之，足下試入日本使館，謁伊藤氏，請致電上海領事而救先生焉。”余是夕宿日本使館，君竟日不出門，以待捕者。捕者既不至，則于其明日入日本使館与余相見，勸東游，且攜所著書及詩文辭稿本數冊家書一篋托焉。曰：“不有行者，無以圖將來；不有死者，無以酬聖主。今南海之生死未可卜，程嬰杵臼，月照西鄉，吾
与足下分任之。”遂相與一抱而別。初七八九三日，君復與俠士謀救皇上，事卒不成。初十日遂被逮。被逮之前一日，日本志士數輩苦勸君東游，君不听。再四強之，君曰：“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

卒不去，故及于難。君既繫獄，題一詩于獄壁曰：【望門投宿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蓋念南海也。以八月十三日斬於市，春秋三十有三。就義之日，觀者萬人，君慷慨神氣不少變。時軍機大臣剛毅監斬，君呼剛前曰：“吾有一言！”剛去不聽，乃從容就戮。嗚呼烈矣！

　　君資性絕特，于學無所不窺，而以日新為宗旨，故無所沾滯；善能舍己從人，故其學日進。每十日不相見，則議論學識必有增長。少年曾為考据箋注金石刻鏤詩古文辭之學，亦好談中國古兵法；三十歲以后，悉棄去，究心泰西天算格致政治歷史之學，皆有心得，又究心教宗。當君之与余初相見也，极推崇耶氏兼愛之教，而不知有佛，不知有孔子；既而聞南海先生所發明《易》《春秋》之義，窮大同太平之條理，體乾元統天之精意，則大服；又聞《華嚴》性海之說，而悟世界無量，現身無量，無人無我，無去無住，無垢無淨，舍救人外，更無他事之理；聞相宗識浪之說，而悟眾生根器無量，故說法無量，种种差別，与圓性無礙之理，則益大服。

自是豁然貫通，能匯万法為一，能衍一法為万，無所罣礙，而任事之勇猛亦益加。作官金陵之一年，日夜冥搜孔佛之書。金陵有居士楊文會者，博覽教乘，熟于佛故，以流通經典為己任。君時時与之游，因得遍窺三藏，所得日益精深。其學術宗旨，大端見于《仁學》一書，又散見于与友人論學書中。所著書《仁學》之外，尚有《寥天一閣文》二卷，《莽蒼蒼齋詩》二卷，《遠遺堂集外文》一卷，《劄記》一卷，《興算學議》一卷，已刻《思緯壹壺台短書》一卷，《壯飛樓治事》十篇，《秋雨年華之館叢脞書》四卷，《劍經衍葛》一卷，《印錄》一卷，并《仁學》皆藏于余處，又政論數十篇見于《湘報》者，乃与師友論學論事書數十篇。余將與君之石交等共搜輯之，為《譚瀏陽遺集》若干卷，其《仁學》一書，先擇其稍平易者，附印《清議報》中，公諸世焉。君平生一無嗜好，持躬嚴整，面稜稜有秋肅之氣。無子女；妻李閏，為中國女學會倡辦董事。


　　論曰：復生之行誼磊落，轟天撼地，人人共知，是以不論；論其所學。自唐宋以后呫畢小儒，徇其一孔之論，以謗佛毀法，固不足道；而震旦末法流行，數百年來，宗門之人，耽樂小乘，墮斷常見，龍象之才，罕有聞者。以為佛法皆清淨而已，寂滅而已。豈知大乘之法，悲智雙修，與孔子必仁且智之義，如兩爪之相印。惟智也，故知即世間即出世間，無所謂淨土；即人即我，無所謂眾生。世界之外無淨土，眾生之外無我，故惟有舍身以救眾生。佛說：
　　“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孔子曰：“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故即智即仁焉。既思救眾生矣，則必有救之之條理。故孔子治《春秋》，為大同小康之制，千條万緒，皆為世界也，為眾生也，舍此一大事，無他事也。《華嚴》之菩薩行也，所謂誓不成佛也。《春秋》三世之義，救過去之眾生與救現在之眾生，救現在之眾生与救將來之眾生，其法異而不異；救此土之眾生與救彼土之眾生，其法異而不異；救全世界之眾生與救一國之眾生，救一人之眾生，其法异而不异：此相宗之唯識也。因眾生根器，各各不同，故說法不同，而實法無不同也。既無淨土矣，既無我矣，則無所希戀，無所罣礙，無所恐怖。夫淨土與我且不愛矣，復何有利害毀譽稱譏苦樂之可以動其心乎？故孔子言不憂不惑不懼，佛言大無畏，蓋即仁即智即勇焉。通乎此者，則游行自在，可以出生，可以入死，可以仁，可以救眾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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